夜色如墨，浸染着山城的每一寸街巷。秦川的办公室里，灯光依旧亮着，暖黄的光晕落在摊开的民生工程规划图上，却驱不散空气中弥漫的沉郁。桌上的钢笔悬在纸页上方，笔尖蓄着的墨滴迟迟没有落下，只在雪白的纸上晕开一小团浅浅的痕迹。
手机听筒里传来的哽咽声，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他的心里。秦东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哭诉，一字一句都裹着黄土高原的尘土和血汗——三万五的学费几乎掏空了他大半年在工地搬砖扛活的积蓄，女儿秦红只读了一个月就通过单招离校，剩下三个多月的费用分文不退；他好言好语去找校长理论，换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辱骂和拳打脚踢；报警后，派出所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民事纠纷，一顿酒就把这事掀了过去；跑遍教育局、信访局，得到的不是闭门羹，就是“回去等消息”的敷衍推诿。
“小川……哥实在是没办法了……”秦东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还有伤口被牵动的闷哼，“不光是我啊，这几天还有好几个家长去找易把手要钱，都是娃单招走了想退剩下的学费生活费，结果全被他叫保安打出来了！有个老汉被打断了胳膊，现在还躺医院里，没人管……”
这话像一盆滚油浇在秦川心头的怒火上，烧得他胸腔阵阵发紧。他能想象出那些家长的模样，定是和秦东一样，都是土里刨食、工地卖力气的老实人，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沾着汗水，却被人如此欺凌。
“哥，你说清楚，还有多少家长被打了？”秦川的声音沉得像铁，握着手机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
“我知道的就有五个，有两个是隔壁村的，还有仨是县城周边的，都是农民工，没人有能耐跟易把手掰腕子……”秦东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绝望，“那畜生说，这是他的‘规矩’，谁来闹，就打谁，打到不敢再来为止。”
“哥……”秦川的声音陡然沙哑，连呼吸都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意。他想起小时候，在黄土坡上的老家，秦东背着他蹚过结冰的河水，冻得嘴唇发紫却还笑着说“哥背得动”；想起自己离家闯荡的这些年，哥哥守着老屋，靠着一身力气养家糊口，从来不肯给他添半点麻烦，就连这次被打，也是走投无路才拨通了这个号码。
此刻，褪去了所有的威严与沉稳，只剩下满心的心疼与翻涌的怒火。但理智很快压过了情绪——他清楚地知道，山城与陕东省新县相隔千里，二者并无任何行政隶属关系，若贸然调动山城的警力或纪检力量跨区域介入，不仅于法无据，更会授人以柄，落得个“以权压人”的口实。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尽量放得平稳：“哥，你先别慌，听我说。第一，立刻去医院做伤情鉴定，把诊断报告和缴费单据都收好；第二，把被打的地方拍下来，报警记录、去各个部门反映情况的回执，哪怕是一张工作人员随手写的纸条，都别弄丢；第三，你悄悄联系那些被打的家长，让他们也把证据收好，别再去跟易把手硬碰硬，地址发给我，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处理。”
挂了电话，秦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疲惫地揉了揉眉心。窗外的夜色更浓了，山城的万家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颗颗细碎的星辰。他坐直身子，没有惊动秘书，也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而是先从通讯录里翻出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访室的公开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而是以一名普通群众家属的名义，将秦东的遭遇原原本本、条理清晰地进行了实名举报。他详细说明了新县恒隆民办高中违规收取高额学费、拒不退还未就读期间费用、校长易把手指使保安暴力伤人的事实，同时特意提及，还有多名家长因退费遭殴打，其中一人被打断胳膊，至今维权无门。他还提交了秦东整理的初步证据材料照片——包括那张皱巴巴的三万五千元缴费单据、秦东鼻青脸肿的伤情照片、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复印件，以及其他几位家长被打的证明材料。
他明确提出三点诉求：“第一，严查新县恒隆民办高中违规收费的违法行为，督促其退还秦红及其他学生未就读期间的学费及生活费；第二，彻查校长易把手指使他人伤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在处理此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问题；第三，以此为契机，排查陕东省基层教育、执法领域的顽瘴痼疾，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在接到举报后，鉴于举报内容详实、线索清晰，且涉及多名群众切身利益，性质恶劣，当即进行了登记备案，并明确告知：“您的举报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会在规定时限内转交陕东省纪委监委及新县上级相关部门办理，办理结果会及时向您反馈。”
放下这通电话，秦川才缓缓拿起另一部加密电话，拨通了陕东省纪委书记的号码。此时，此事作了简短却分量千钧的批示：“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件事看似是一桩普通的退费纠纷，实则关乎基层治理的公信力，关乎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多名农民工家长因退费遭殴打，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请你们依规依纪依法开展核查，不偏袒、不护短，务必给群众一个公正的答复，也借此机会，深入排查基层教育乱收费、执法不作为等问题，肃清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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