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陈启年在职工宿舍的铁架床上翻了个身，床板发出吱呀轻响。
他摸过枕头下的牛皮纸信封，指尖触到里面一叠复印件——那是昨夜从仓库清册里拓印的铣床转让记录。
窗外的厂钟刚敲过第六下，他就着昏黄的灯泡套上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把信封塞进贴胸的口袋。
那里还躺着半块薄荷糖，是林婉秋前天塞给他的，说“开会紧张时含一颗，思路清楚”。
会议室的门推开时，冷白的日光灯管正噼啪闪着亮起。
长条木桌擦得锃亮，却掩不住边角剥落的漆皮，像道陈年旧疤。
张建国厂长已经坐在主位，茶杯里飘着茉莉香片；周明德靠在右侧窗边，西装裤线挺得能裁纸，看见陈启年进来，眼皮都没抬，只把手中的不锈钢保温杯转得咔嗒响；南方商人王志跷着二郎腿，鳄鱼皮公文包搁在膝头，正用金笔在便签上画圈；角落里坐着三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李师傅的粗布工作服还沾着机油，正拿指甲盖抠桌沿的茶渍。
“人齐了。”张建国放下茶杯，杯底与木桌碰出脆响，“今天宣布改制小组成员名单。”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目光扫过众人，“陈启年，技术科。”
会议室里突然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的电流声。
陈启年的后颈微微发紧——他早料到周明德会在名单上做文章，却没想到对方会直接把他拽进旋涡。
前世改制时，他不过是个被边缘化的技术员，连会议记录都轮不上记。
此刻周明德的目光像淬了冰的刀尖，正从对面刺过来，他甚至能看见对方喉结动了动，显然在等他露出破绽。
“王总先说说想法吧。”张建国冲王志点头。
王志把便签往桌上一推，金笔在“整体出售”四个字上重重戳了个洞：“江南重工连亏三年，设备老化，工人吃大锅饭。不如打包卖给我们，注资两千万，三个月就能扭亏。”他扫了眼老干部们，“至于职工嘛，愿意留的签新合同，不愿意的——”他顿了顿，“按工龄补钱，也算仁至义尽。”
李师傅的指甲“咔”地抠断了，茶渍里渗出血珠。
刘科长攥着茶杯的手青筋凸起，嘴唇动了动又合上，目光飘向周明德——副厂长正垂眼剥橘子，果肉的酸气在空气里漫开。
陈启年摸了摸贴胸的信封，薄荷糖的棱角硌得胸口发疼。
他想起昨夜在仓库里，月光透过气窗照在“周明德”三个字上，像照在块发臭的烂肉上。
前世这时候，就是王志的“整体出售”方案被通过，工人拿了千把块遣散费，设备被拆了卖废铁，最后周明德带着钱去了海外。
“王总这方案，不符合‘抓大放小’的政策精神。”陈启年开口时，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稳。
他看见周明德剥橘子的手顿住了，王志的金笔滚到了桌沿。
王志挑了挑眉：“哦？小陈技术员还研究政策？”
“1994年7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里明确写着：‘大型骨干企业应保持国有控股，小型企业可试点股份制。’”陈启年从口袋里掏出个蓝皮笔记本，纸页边缘卷着毛边，“江南重工在册职工一千三百人，年工业产值破亿，按分类属于大型企业。”他翻到折角的那页，“整体出售等于放弃控制权，这跟‘抓大’的方向背道而驰。”
李师傅突然直起腰，油迹斑斑的手拍在桌上：“小陈说得对！咱厂当年给国防修过舰艇零件，能说卖就卖？”刘科长也跟着点头，茶杯里的水晃得泼出来，在木桌上洇出个深褐色的圆。
周明德把剥好的橘子瓣重重按进瓷盘，汁水溅在西装袖口上：“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个技术员懂什么企业运营？”他的声音像砂纸擦过铁板，“再说了，职工安置？你倒是说说，钱从哪儿来？”
陈启年打开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叠方案稿，封皮上“职工持股+国资控股折中方案”几个字是林婉秋帮他誊的，字迹工整得像刻上去的：“第一，国资保留51%控股，职工以技术、工龄折股占30%，社会资本占19%；第二，设立职工安置基金，从设备租赁收益里抽成；第三——”他抬眼看向王书记，对方正端着搪瓷杯，杯壁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被热气蒸得发亮，“第三，引进量子通讯设备生产线。我查过资料，2000年前后通讯行业会爆发式增长，咱厂的老机床改改就能生产关键部件。”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的沙沙声。
王书记放下茶杯，杯底在桌上压出个水痕：“量子通讯？这技术现在还在实验室吧？”
“是在实验室。”陈启年想起前世在硅谷看到的论文，指尖轻轻敲了敲方案里夹着的《量子光学》复印件，“但实验室到产业化，只差一步量产工艺。咱厂有三十年机械加工经验，正好能补上这一步。”他看见林婉秋不知何时站在门口，白大褂袖口沾着机油，正朝他微微点头——她昨晚帮他核对了二十组机床改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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