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走进吉州县北定镇政府大楼时，锃亮的黑皮鞋在米白色水磨石地面上敲出“嗒嗒”的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格外刺耳。
我左手攥着镇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汇递来的《秘书工作实务》，封面上的烫金字被汗水浸得有些发暗，右手拎着的帆布包里，还装着县中学高三（2）班的语文教案 —— 三天前，我还是那个在讲台上领着学生分析《岳阳楼记》的班主任，黑板右侧“距离高考还有 83 天”的红色数字还没来得及擦，就被一纸调令拽进了完全陌生的行政领域。
“小王，别紧张，先跟我熟悉下办公室的环境。” 李汇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机关，鬓角泛着白，说话时总带着温和的笑意。
可我的心还是悬在半空，我看着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工作人员抱着的一摞摞文件，还有墙上“今日重点工作安排”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只觉得头晕目眩。
我在学校里习惯了按课表节奏工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忙碌，连呼吸都变得局促起来。
“明天早上八点，陈书记要去李家村调研抗旱情况，你今晚先把去年的水利报表整理出来，再拟个调研提纲。”
李主任把一叠泛黄的报表放在我的桌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我愣在原地 ——“报表”这个词，我只在高中数学课本里见过“调研提纲”更是闻所未闻。等李主任走后，我翻开那叠报表，上面的 “灌溉面积”、“地下水水位”、“泵站运行时长” 等术语，像一串串陌生的符号，看得我头皮发麻。
那天晚上，镇政府办公楼只有办公室的灯亮着。我坐在电脑前，对着空白的 Excel 表格，一遍遍点击“插入行”“合并单元格”，又一遍遍删除。我试着把报表里的数据往提纲里填，可写出来的句子要么生硬得像说明书，要么偏离了调研的重点。
凌晨三点，窗外的蛐蛐儿都停了声，我揉着发酸的眼睛，看着屏幕上那篇只有两百多字、漏洞百出的提纲，突然生出一股挫败感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跟着陈书记下乡了。镇里的路不好走，越野车在土路上颠簸着，我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提纲和报表，手心全是汗。到了李家庄的田埂上，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枯黄的玉米苗，陈书记的眉头皱了起来。
“小林，去年这片地的灌溉面积是多少？” 陈书记突然问道。我慌忙低头翻报表，可越急越乱，竟翻到了隔壁村的资料。“是…… 是 800 亩？”我不确定地回答，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陈书记没说话，只是蹲下身，用手扒开干裂的泥土，指尖触到了坚硬的土层。
这时，几个村民扛着锄头走了过来，为首的老李头看到陈书记，立刻迎了上来：“陈书记，您可来了！再不下雨，这庄稼就全完了！” 村民们围着陈书记，七嘴八舌地诉苦，有人说自家的水井干了，有人说泵站的水管坏了没人修。
我赶紧拿出笔记本记录，可我光顾着低头写字，没听清老张头说的 “泵站零件缺货”这个关键信息。回程的车上，陈书记看着窗外掠过的农田，突然开口：“小王，做秘书不是简单的记笔记、整理材料。要眼里有活，看到老百姓的难处；耳里有音，抓住关键信息；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脸烧得发烫，手里的笔记本仿佛有千斤重。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个人。我把陈书记常说的政策术语抄在随身的小本子上，一有空就拿出来背；每次开会，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不仅记录会议内容，还观察其他秘书怎么记录重点、怎么跟领导汇报；就连办公室的老同事泡茶，我都主动帮忙，就为了多听他们聊聊工作上的门道。
有次镇里要写一份关于乡村振兴的报告，李汇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我。为了写好这份报告，我连着一周泡在镇档案室。档案室里没有空调，夏天闷热得像个蒸笼，我一边擦汗一边翻资料，近五年的农业产值报表、各村的特色产业情况、村民收入变化数据，我都一一整理出来，光摘抄的笔记就写满了三个笔记本。
初稿写出来后，我又找李主任修改，李主任指出 “缺乏具体案例支撑”， 我就骑着电动车跑遍了全镇 12 各村，采访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收集了 20 多个鲜活的案例。报告改到第七版时，李主任终于点了头：“这份报告，有数据、有案例、有思路，能用了。”
在镇党委会上，当陈书记念到报告里“通过发展葡萄种植合作社，富连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3000 元” 这句话时，特意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份报告很扎实，小王花了不少心思。” 我躲在会议室后排，看着陈书记赞许的眼神，眼眶悄悄红了 —— 那些在档案室里熬的夜、在村里跑的路，终于有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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