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百姓负担是很重的，除了种地的税收外，还有徭役。农民负担的徭役是地方分派，这其中可由地方官员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
税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这里单说一下徭役。
役就是供驱使的免费劳动力。
役的存在证实了所谓税收低只是虚伪的假象。
役为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开支，大抵是驿站、差役、军役，修建宫殿，官道，挖河等等独属于劳役的一种。政府对他们只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老百姓的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免费供国家使用的。
毫无疑问，这种额外的，作用在人身上的徭役有很多弊端，而且往往加诸于穷人和本分人身上。
这种劳役是属于额外的征派，不定期，又无法抵制，危害远远大于正常的赋税。根据朱祁钰的大致推算，大明一年的徭役银约为1000万两。
因为免费徭役百姓，所以这笔钱就省了下来。
这就等于变相的加征了税。
因为有了役，来源于田赋正税的开支主要用于军事开支，皇亲国戚费用和官员俸给以及朝廷办公用度。
即使是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诸如维修宫殿、修长城这些，开支也是用于为劳动力提供保障生活的基本食物，所以户部被认为不需要支配大笔金额。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粮食的运输是困难的，损耗很大。大部分的粮食并没有到中央就进行了分配。
到了京师的税怎么用的呢？
明朝当权者，本来就缺乏通过生产性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能力的卓识远见。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只顾消费，不管积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占有明一代的三分之一，
先看田赋收支情况:
据一些权威统计，嘉靖时每年田赋收入平均为二千二百余万石，隆庆时为二千四百余万石，万历时为二千八百多万石。其支出是:
第一，地方存留粮约一千万石，其中八百万石作宗室禄米，其余为地方行政开支，80%用来养活越来越多的朱家子孙;
第二，每年起运粮中四百万石折金花银一百万两，少部分作军官傣禄，大部归宫廷消费;每年皇宫消费是大头;
第三，每年槽粮四百万石，供京军、蓟州驻军和中央各衙门官僚消费，养官为大头;
第四，白粮十七万石，供内宫消费;
第五，南京岁费粮一百万石左右，
第六，“九边”岁费军粮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上述六项支出约二千三百万石至二千八百万石。换言之，嘉万之际田斌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宫廷消费。
嘉靖二十八年财政收入中银三百九十五万二千七百余两，支出四百零七万八千二百余两，赤字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两。支出中只有防秋银是用于防治秋季洪水泛滥，竹囤修船银用于潜运，共计九十余万两，其他三百万两的花费均与生产无关。
嘉万时期财政分配数字还表明，在公共消费中，军事消费、宫廷消费和宗室消费比例过大。宫廷消费每年八十余万两，相当于三百余万石本色粮，宗室禄米八百万石，军粮在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之间，三者合计一千四百万石至一千九百万石之间，占全年田赋收入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在整个明代，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日益不可抑制，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比如太监王振家的赃物是：“金银六十余库，玉百盘，其它珍玩无算；
后期太监刘瑾家的赃物有金银数百万两，其他宝货不可胜记；
权臣严嵩家藏黄金1万3千多两，纯金器皿重1万1千多两、家藏白银201万3千多两；
张居正家藏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其政治靠山太监冯保家赃物有金银100余万两，珠宝瑰异以万计。
又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例如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2200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1万3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的程度。
这些贿赂高出当时的财政收入，官员们的钱肯定不是来之薪水，那么是怎么来得？！！！！
明代后期以后，这种贪婪变本加厉。
所以万历时，采木、织造、宫室等每项弊政都要都耗费白银数百万两，为修造宫室而进口的珍贵木料原定价格是每棵1千两白银，但由于层层贪污，运到北京时的花费已在每棵1万两以上！
贪婪成性的万历皇帝利用一切机会搜刮，仅他生一女儿，即“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儿子福王大婚的费用是30万两银子，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28万两银子，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
由于万历皇帝聚敛的珍宝“山积“、而金银数额以“亿万计“，经手官员可以放胆从中贪污自肥，所以一个这样的肥缺需要行贿数万两白银才能谋到；万历时其他藩王“冠婚“，内廷宦官们同样借机贪污，因此所需银子都在数十万两以上，所需珠宝的银价也有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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