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上来看，标准分较原始分在科学性上具有明显优势。在高考总分录取的现实规则下，标准分充分保证了分数的可加性，维持了各个科目在录取中权重的稳定性，避免了试卷难度差异给招生带来的不稳定性。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对中学教学的反拨作用也很积极，能够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尽量避免出现偏科现象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直是我国现阶段高考制度核心的价值宣示，这是全社会在高考分数使用方式上最具共识的要求，甚至成为社会公平的底线。但是，践行这一核心价值的前提是高考分数评定的科学性，这是保证分数使用公平的基础。标准分的实施本质上是用更加合理的方法来对每一个学生的成绩进行处理，分数的评定以及对考生能力的评估都更加准确。它对于整个高考制度无论是在科学和公平的维度上，还是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一资源的配置效率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实现方式——对考生位次的重新排列以及由此带来小部分考生的位次变动，恰恰是有理有据，而且是公平的。
三、标准分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
在高考中采用标准分是一项以统计技术为基础，通过赋予分数更为准确、科学的内涵的重大改革举措，它使得考生在测试中享有被更加公平对待的机会。可见，标准分绝不仅是一项技术变革，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初始设计，到试点、成效评估、推广，标准分改革在获得技术理性的保障后始终是按照制度变迁的逻辑来逐步向前推进。在相关标志性的政策文本中，标准分都被定位为一项制度，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教试字［89］1号）要求1992—1995年应在全国建立起高考标准分制度。在1994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实施方案通知中，标准分制度更是直接出现在文件名称中④。
标准分对原始分的替代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群体带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参与其中，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力，也生动演绎着不同的制度逻辑，并最终诱发和塑造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制度诱发具体的可观察的微观行为，对于一个特定领域中制度逻辑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和预测这些行为。而不同群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有助于认识这些制度逻辑⑤。因而，对原始分向标准分制度变迁中各个群体行为变化的对比分析，则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制度逻辑，并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成败的原因。
（一）政府部门的逻辑与演变
无论是从制度变迁目标的确立、推进模式的选择还是对各种资源的发动来分析，标准分制度的实施都带有显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处于权力结构中心的政府部门在其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是整个高考制度的设计者，并承担着维护制度核心价值的责任。在我国，高考是政府以分配高校入学机会的方式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因而，围绕高考的相关改革，能否满足资源配置的效率及公平要求是两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这两个标准在高考中的操作性定义为：通过考试能够把真正有潜力的学生选拔出来，并且确保以这一标准来对待每一个考生。前者涉及考试的效度，后者与考试结果的使用方式息息相关。立足这两个标准，可以看到：标准分制度在评分这一考试的核心环节发挥了提高考试效度的作用，实现方式是采用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来提高考试结果评定的精度。另外，在高考总分录取规则不变的前提下，结果评定精度的提高使得考试结果的使用筑牢了科学的根基，在公平维度上的改进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新制度在效率与公平维度上潜在收益的预计以及与可能要付出成本之间的衡量，贯穿于标准分制度变迁的始终。“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①。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政府在权力和资源分配能力的对比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路径和程度。因而，在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尽管政府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发生变化，但其偏好的选择却会随着政策效果的显现而发生变动，这在事实上会改变成本与收益比较的范畴。比如进行政治层面的考察与衡量，这更不可能建立在对成本与收益准确测度的基础上。
在规划、设计之初，政府对标准分制度社会收益的预期是理性而有说服力的。遵循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逻辑，尽管难以进行准确的度量，但在增进整个高考制度的社会福祉上作用明显。与社会收益相对的社会成本同样难以预计和准确度量，这不仅因为内涵界定和计算上的难度，还在于社会行动的“非预期结果”②的普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社会成本指向的不是经济学视域中的自然资源，也不仅仅是社会学视域中社会资本的衍生内涵，而是包括那些“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社会风险积累的社会性因素损害”③，表现为“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④，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不安、社会对抗和阶层对立。随着标准分制度的实施，由于标准分转化的专业壁垒以及由此带来的成绩理解上的困难，来自家长、中学和社会的消极反馈不断增多，质疑、反对的话语逐渐占据主流，引起了政府领导者的关注。标准分开始从一个社会议题逐渐转变为“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开始调整自身的偏好结构及其权重，民众的反响越强烈，社会成本越大，政治层面的偏好就越容易以压倒性的优势取代其他方面的偏好。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有着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语境中，社会成本累积所引发的社会治理风险是各级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对这种风险的极力避免在标准分制度实施后期越来越成为政府主要的偏好。最后，政治上的成本规避最终全面取代预期的社会收益。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社会尺度彻底让位于政治尺度，标准分制度随之也被迫戛然而止。至此，这样一次拥有更高效率、更具实质公平、更多社会收益的制度变迁，在政府这一制度供给方天然具有的政治偏好面前败下阵来，甚至表现得不堪一击，不能不令人惋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样的选择实际上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对制度变迁中社会成本的泛政治化考量使得改革的努力锁定在原有的制度结构中，并且还会以路径依赖方式影响后续的改革进程。时间越长，新的利益均衡就越难形成，即使面临变革的最佳窗口期，“制度供给方意图从锁定中走出来，也极有可能在既得利益面前犹豫不决而错失良机进而再次使制度变迁落后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程”⑤。如今，放眼全球，国际上诸多有着广泛影响的大规模教育考试，在成绩报告上几乎找不到使用原始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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