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生的制度逻辑
对考生而言，高考是争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并以此来实现个人发展的基础。高考在实现代际转换、提升社会地位、改变个人命运上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考生在这一社会上升通道上都应当拥有同等的机会。经过特殊时期的多年禁锢，公平的机会越发让人珍惜，因而，国家一宣布恢复高考，社会对该举措的预期很快稳定下来并迅速沉淀为共有信念，制度在这种预期稳定和共有信念形成过程中产生，并作为均衡的概要表征并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①。时至今日，高考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及很高的信任指数，甚至早已被建构为共同的社会心理，“分分计较，每分必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虽然‘一分之差，天上地下’，但老百姓能接受”②等就是这种心理在高考成绩使用上的具体投射。这也是高考成为高利害性考试的关键。
在当下讨论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语境中，形式公平得到了政府、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被认为是“教育公平的第一步”、“第一维度的公平”，全社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可谓不遗余力。有关高考改革的任何举措，如果与形式公平相抵触，则很难持续。然而，标准分制度的境遇更加复杂，甚至令人费解。一般而言，形式公平是通过制定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来实现。以此来看标准分制度变迁，它没有触及高考招生以分数高低来录取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没有违背社会认可的形式公平。相反，标准分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使得高考的分数评定更加精准，更符合每一个考生的实际水平。对此，“标准分制定实施方案”中有明确的表述，即能够“使考试分数更科学、准确地反映考生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标准分制度恰恰是在高考分数的使用上保障并改进了形式公平。这带来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追求形式公平的目标没有变，采取的措施更为科学，为什么就没有生命力？
制度变迁和具体制度安排的调整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尊重每个人切身利益为主要手段，才能充分调动制度变迁主体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③。如果我们坚持：个体视角下制度变迁的逻辑在于期望获取更多的个人收益，那么，标准分制度在科学保障形式公平的基础上也达成了这个目的，只不过是在没有外部额外利益输入的前提下采用了调整个体利益分配的方式。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而引发局部利益调整是经常性的，但能否被各利益相关者接受却受制于很多复杂的因素。
在现行国家招生管理体制中，高校年度的招生人数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按计划来审核确定，招生计划一旦确定，没有特殊原因一般不会增加，即使需要追加，数量也非常有限。这表明：国家每年提供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确定的，每一个考生依据高考成绩来参与这一资源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考生是利益博弈的主体，遵循共同约定的规则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始分制度实施多年，考生的利益格局在这个制度下达到了均衡状态。无疑，标准分制度改革以“整体利益既定，局部利益调整”的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均衡。“整体利益既定”意味着在高校招生计划确定后，不管采用哪一种分数制度，有资格上大学的考生总数是一定的。“局部利益调整”则主要针对原始分处于录取线边缘的考生，在标准分制度下，大约7%左右的考生在两种分数制度下会发生录取与否的变动。这个群体正是标准分制度进行局部利益调整所涉及的主要对象。虽然其范围不大，但产生的影响却撼动了整个高考制度的形式公平。与原始分的直观、简单而且考生可以自行计算得出成绩相比，标准分经过了复杂的统计处理。这种分数转换带来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因为各个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对于报考某个高校的考生来说，分数转换前后都会关系到能不能录取。这理所当然地让考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的标准分成绩到底是怎么得出的？分数究竟是调高了还是低了？经过转换，是不是吃亏了？分数处理得对不对？有没有暗箱操作？④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在前期做了大量的普及性工作①，但成效甚微。考生似乎并不在意媒体的正面宣传和专家的权威解读，显然，考生关注的不仅仅是标准分计算的科学性，更在乎形式公平的自我确证——一种自行计算就能得出结果的方法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平感。这是除了个体收益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制度变迁逻辑。然而，标准分制度在这方面却有着天然的缺陷，分数转换中复杂的统计在成绩理解上设置了较高的专业壁垒，这无疑给公平感的自证带来了很大难度。
（三）专业群体、中学与高校的制度逻辑
专业知识的积累及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基础。拉坦（Ruttan）认为制度的供给依赖于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这两个因素，并指出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能够降低制度发展的成本②。林毅夫也指出：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③。然而，在标准分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作为专业知识的提供者，专业群体在论证、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确保了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并尽可能突破原有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共有数百位专家、教授参与了这项改革。仅在1988年的11月，国家教委就邀请近百名专家对广东等省的试验进行评估鉴定。这还不包括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内部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参与高考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作为专业群体他们也不是标准分制度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服务质量、公平与否等是他们所关注的。高考制度本身的理性改进和不断完善是相关学科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的重要责任，参与标准分制度改革可以看作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此来促使高考在分数评定和分数解释上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具实质公平的内涵。可见，专家群体制度变迁逻辑是清晰的，即通过对制度理性的追求来实现一种新的制度均衡状态，这种制度状态指向科学、效率、公平等方面的预期，最终服务于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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