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天，国务院外事办的办公室里总飘着淡淡的茶叶香。顾从卿刚放下听筒，指尖还残留着老式电话的微凉触感，对面的秘书已经把整理好的文件推过来：“顾主任，这是香港回归后首份对外经贸合作清单，英国驻华使馆刚才来电话，想下周安排一次会谈。”
他翻开文件，纸页上密密麻麻列着合作项目，从金融到航运，字迹工整得像排好队的兵。“告诉他们，下周三上午十点，”顾从卿用红笔在日历上圈出日期，笔尖顿了顿，“会谈时把香港特区政府的代表也请上，毕竟现在是‘一国两制’，主场得让他们站中间。”
秘书刚走，门又被推开，进来的是港澳台事务司的老张，手里捏着份电报：“香江那边传来消息，英国驻港总领馆想办场纪念活动，说是‘回顾合作历程’，您看……”
“历程可以回顾，但得把‘回归’两个字嵌进去。”顾从卿端起搪瓷杯，热气模糊了镜片，“告诉他们，场地可以用，但致辞里必须加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框架下’，少一个字都不行。”他想起去年回归大典上，五星红旗在香江升起时的模样，那面红得晃眼的旗，是所有外事工作的底线。
这阵子办公室的气氛有些微妙。走廊里碰面时，老同事们打招呼的语气都带着点小心翼翼，偶尔有人压低声音问：“听说了吗？八月份可能有变动。”顾从卿从不接话，只是把桌上的文件理得更整齐些——不管怎么变，手里的事总得干利落。
下午去参加部里的会，议题绕不开“机构调整”。散会时，老部长拍着他的肩：“从卿啊，你在香港回归筹备组待了三年，情况熟，接下来不管到哪个岗位，把香江这摊事交接好。”他点头，口袋里的钢笔硌着肋骨，那是1984年签《中英联合声明》时，老领导送的，笔帽上的漆都磨掉了，却一直带着。
回家时，胡同里的槐花开得正盛。顾母在院子里晾刚画好的《牡丹图》，看见他回来，扬声喊：“留了碗绿豆汤，冰在井里呢。”玛丽莲正趴在石桌上临摹《千里江山图》，见他进来，举着画笔问：“顾叔叔，香港的海是不是像画里的青色？”
“比画里的还蓝。”顾从卿坐在她旁边，看着宣纸上蜿蜒的海岸线，忽然说，“去年回归那天，我站在维多利亚港边，看五星红旗升起来，风把旗子吹得猎猎响，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块地，终于回家了。”玛丽莲似懂非懂，却把“香港”两个字用工整的楷书写在画的角落。
夜里，顾从卿在书房翻旧文件。最底下压着本1995年的工作日志，某页记着去香港考察的事：“今日见港督卫奕信，谈及过渡期司法安排，对方言辞闪烁，需坚持‘基本法’底线……”墨迹已经发暗，却能看出当时写字时的用力。
手机响了，是香港中联办的同志：“顾主任，下周英国商会想组织企业家访港，您看议程里要不要加一项‘一国两制’政策解读？”他揉了揉眉心，看了眼墙上的日历，离八月还有三个月。“加，”他说，“不仅要解读，还要带他们去看看深水埗的旧区改造，让他们知道，回归后的香港，不止有金融中心，还有老百姓的日子。”
挂了电话，窗外的月光落在“外事办”的工作证上。顾从卿忽然想起年轻时在外交学院的校训：“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不管机构怎么变，这十六个字总在心里。他把明天要处理的文件按顺序排好，最上面是香港的合作清单，下面压着机构调整的交接预案，笔尖在“待办”两个字上顿了顿，落下清晰的一笔。
……
六月的雨总来得急，顾从卿刚把香港回归一周年的外事活动方案锁进抽屉，窗外的梧桐叶就被打得噼啪响。秘书抱着一摞文件进来，脚步比平时轻了些：“顾主任，这是各部门报来的职能交接清单，您过目。”
文件最上面是份《外事工作衔接预案》，页眉处用铅笔标了行小字：“拟于八月前完成划转”。顾从卿翻到“香港事务专项”那页，红笔圈出的“经贸合作谈判”“文化交流项目”下面，已经密密麻麻填好了对接部门和联系人。“把香港总领馆的年度会晤计划再核对一遍，”他抬头时，语气平稳得像在说寻常工作，“尤其是下半年的青年交流活动，不能断档。”
下午去参加协调会，会议室的气氛比往常凝重。有人提到英国驻华使馆刚递交的照会，想在香港举办“英资企业回顾展”，言语间带着试探。顾从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等对方说完才开口：“展可以办，但得加个‘在港发展新篇章’的板块，配上回归后的数据图表——比如去年港英贸易额增长了多少，让大家看看‘一国两制’下的务实合作。”
散会时，老同事老李凑过来，递给他半块绿豆糕：“家里拙荆做的，尝尝。”两人并肩走在走廊里，老李忽然叹口气：“你说咱们这些年跑的港澳会谈，从筹备回归到现在，总算摸着点门道了……”顾从卿咬了口绿豆糕，清甜里带着点沙：“门道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到哪个部门，把香港的事办得扎实，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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