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阶被雨水泡得发黑，苔藓在砖缝间洇开一片片毛茸茸的绿。七岁那年夏天，阿沅赤脚踩上去，凉意像细针扎进脚心，她缩了缩脚趾，又固执地踩实。阶前那棵老槐树垂着浓密枝叶，风过时，碎影在斑驳土墙上晃动，仿佛整面墙都在呼吸。
老屋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两间耳房，土坯墙外抹着掺了麦秸的泥灰，经年日晒雨淋，裂出蛛网似的纹路。墙皮剥落处，露出底下黄褐色的夯土——那是祖父一担担挑来、一层层踩实的，混着稻草、石灰与他掌心磨破后渗出的血丝。阿沅听祖母讲过，建屋那年，祖父二十八岁，刚从县里中学辍学回来，肩头还带着书包带压出的红痕。他没去城里教书，也没随人下广东，只蹲在村东头那片荒坡上，用锄头刨开板结的红壤，翻出底下湿润肥厚的黑土，说：“这土能养人。”
屋后是半亩菜园，再往后，便是连绵的稻田。田埂窄而韧，宽不过一脚，两侧斜坡长满狗尾巴草和野薄荷。阿沅常坐在埂上，看水牛慢吞吞踱过，蹄印里很快蓄起浑浊的小水洼，映着天光云影。她把蒲公英吹散，绒球飘向远处，飘过田埂，飘过老屋檐角翘起的瓦楞，最后落在祖父弯腰插秧的脊背上——那脊背宽厚，汗珠沿着沟壑滚落，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那时，土地是活的。
它记得每一场春雨落下的时辰，记得谁家孩子在犁沟里埋过玻璃弹珠，记得端午节清晨妇女们挎着竹篮采艾草时哼的调子。它不说话，却把一切收进根须、渗进泥土、沉入地下水脉。阿沅不懂这些，她只知赤脚踩进新翻的田垄，软泥裹住脚踝，凉滑如绸；只知蹲在墙根下挖蚯蚓，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祖母也不骂，只用灶膛余烬煨熟几个土豆，掰开，金黄沙瓤冒着热气，甜香直钻鼻腔。
老屋的窗是木格的，糊着泛黄的桑皮纸。冬夜风紧，纸面嗡嗡震颤，像有无数细小翅膀在扑打。阿沅蜷在祖母身边，听她讲古：从前有个后生，嫌地薄，抛下祖业进城，三十年未归。临终前托人捎话，只一句——“替我摸摸咱家田埂上的土。”那人回来，把一捧干硬发灰的土倒在老屋门槛上。祖父默默蹲下，捻起一点，放舌尖尝了尝，没说话，只把土仔细收进陶罐，埋在院中槐树根下。第二年，槐花开得格外盛，白簇簇压弯枝条，香得整条巷子都浮在蜜里。
阿沅那时不懂“尝土”是什么意思。她只记得祖父尝完土后，手指在裤缝上反复擦拭，动作很轻，像怕擦掉什么。
二
十岁那年，阿沅第一次看见父亲哭。
不是嚎啕，不是哽咽，是静默的、几乎看不见的颤抖。他站在晒谷场边，望着远处推土机轰鸣驶过，履带碾过最后一片尚未收割的晚稻。稻秆折断时发出细微的脆响，穗子沾满油污，在铁轮下扁平地铺开，像被抽去骨头的绿蛇。
那片地，叫“青龙埂”。
名字是祖父起的。因田埂蜿蜒如龙脊，埂下水渠清冽见底，游着银鳞小鱼。祖父说，龙要饮水，地才活。所以每年清明，他必带阿沅去埂头烧纸钱，纸灰乘风而起，盘旋着飞向水渠，仿佛真有灵物在暗处接引。
可推土机来了。
它不认青龙，不识水脉，只认图纸上标红的坐标点。施工队领头的是个戴金链子的年轻人，叼着烟，用鞋尖踢了踢埂边一块界碑，碑上“陈永昌”三个字已被风雨蚀得模糊。他嗤笑：“老东西，还刻名？地又不是你生的。”祖父没吭声，只弯腰，用袖口一遍遍擦那石碑，直到指腹磨红，石面泛出温润微光。
父亲没拦。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胸前口袋别着半截铅笔，是镇上农机站的技术员。那天他提前下班，骑着二八自行车赶回来，车后架上捆着一卷塑料布——想盖住晒场上未干的稻谷。可风太大，塑料布哗啦啦掀开，稻粒被卷起，在浑浊气流里翻飞如金尘。父亲追着跑了一百多米，最终停在田埂尽头，弯下腰，久久不动。阿沅跑过去，发现他正用手抠着埂上一块硬土，指甲缝里塞满灰褐泥块，指节泛白。
后来阿沅才知道，那块地，是祖父用三年工分换来的。五八年大炼钢铁，全村砸锅卖铁，祖父却偷偷把家里唯一一口铜盆埋进槐树根下，换来三张盖着红章的“责任田确权证”。证纸早已发脆，被祖母夹在《毛主席语录》里，页边卷曲，墨迹晕染。
推土机开走那天，祖父没吃饭。他独自走进老屋西厢，关上门。阿沅趴在门缝往里瞧：祖父坐在旧藤椅上，膝上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纸页泛黄，边角磨损。他左手握笔，右手拇指反复摩挲笔记本封皮右下角——那里用蓝墨水画着一枚小小的、歪斜的麦穗。阿沅认得，那是她四岁时画的。祖父当时笑着盖了个手印，说：“好，地主家的小麦穗，管着咱家的地。”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
“六二年五月十七，青龙埂东头第三坵，施粪肥三百斤，豆饼二十斤，雨后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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