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省城了？”他问，声音很平。
“嗯。”
“好。”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我打开，是一叠整整齐齐的纸币，全是十元、五元的旧钞，边角都磨得起了毛，最上面一张，还沾着一点干涸的泥痕。“攒的。不多，够你买几本书，添件厚衣裳。”
我摇头，想推回去：“我有……”
“拿着。”他打断我，语气很轻，却斩钉截铁，“阿沅，你该飞出去。这地方，困不住你。”
我盯着他，月光下，他眼底有东西在闪，不是泪，是更沉的东西，像犁铧翻起的黝黑泥土深处，埋着未及破土的种子。
“那你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颤，“你怎么办？”
他没回答，只抬起手，指向远处山坳。山坳深处，有一小片荒地，杂草丛生，石块嶙峋，村里人都说那土太瘦，种啥都不长。可他指着那里，说：“我在那儿，开了三垄地。”
我愣住。
“头年试种芝麻，没活几棵。第二年改种荞麦，收了半斗。今年……”他停顿片刻，目光落在我脸上，终于有了温度，“今年我种了百香果。苗是我从镇上农技站讨来的，搭了竹架，浇的是溪水，施的是鸡粪沤的肥。等你暑假回来……”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果子该挂藤了。”
我怔怔望着他。百香果？那不是我们县志里写过的、只在热带才勉强存活的娇贵东西么？可他站在月光下，说得那样笃定，仿佛那藤蔓早已攀满山坳，紫花灼灼，果实累累。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他不要我留下，可他也没打算放我走远。他把我的名字，种进了那片荒地里；他把我的未来，嫁接在了百香果的藤蔓上。他不挽留，因为他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为我筑巢。
我终究还是走了。九月，我背着行李，坐上村口那辆颠簸的中巴。他送我到路口，没说话，只把一包东西塞进我背包侧袋。我上车后回头，看见他站在原地，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一片苍茫的灰绿山色里。车开动时，我摸到侧袋里硬硬的，掏出来，是一小袋晒干的野蔷薇花瓣，用素净的棉纸包着，纸角压着一枚小小的、打磨光滑的鹅卵石——那是我们小时候在溪边一起捡的，他一直留着。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大多留在省城做家教、图书馆勤工俭学。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只每年春天寄来一罐自酿的青梅酒，坛口封得严实，酒液澄澈微黄，浮着几颗饱满的梅子，坛底沉淀着细密的琥珀色酒渣。信只有一行字：“梅子熟了，酒成了。你尝尝，酸不酸？”
我尝过。酸得舌尖发麻，可咽下去之后，喉头却泛起一股悠长的甘。
大四实习，我被分到邻市一所乡村小学。离青芦坳不过两小时车程。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告诉任何人，包括他。我想看看，没有我的村庄，是什么样子。
我是在一个暴雨突至的傍晚抵达的。校舍是几间砖瓦房，屋顶漏雨，教室里摆着十几张掉漆的课桌。我刚安顿好，窗外电光骤亮，雷声轰然炸开，大雨倾盆而下。雨水顺着窗框灌进来，在水泥地上汇成细流。
我正手忙脚乱地搬挪课本，门被推开。他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角，水珠顺着下颌线不断滴落。他怀里紧紧护着一个塑料袋，袋口扎得死紧。
“听说你来了。”他声音沙哑，像被雨水泡过，“带了伞，怕你淋着。”
我呆住，说不出话。
他走进来，把塑料袋放在讲台上，解开。里面是一把油纸伞，伞骨是竹制的，伞面绘着淡青色的芦苇，笔触稚拙却鲜活。伞柄上，用墨线细细缠着一圈棉线，线头打了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结。
“我娘教的。”他抹了把脸上的水，“她说，伞要撑得稳，结要打得牢，人才不会散。”
我看着那结，忽然就哭了。不是委屈，不是难过，是一种巨大的、迟到了四年的确认——原来他一直站在原地，连伞柄上的结，都按着旧日的纹路，一丝不苟地打着。
那晚，雨声如鼓。我们在漏雨的办公室里，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分食一盒他带来的糯米糍。他剥开油纸，露出雪白软糯的团子，里面裹着微红的豆沙。我咬一口，甜香在口中化开，他忽然说：“阿沅，去年秋天，我把山坳那片地，正式办了流转手续。名字写的你。”
我抬头，撞进他眼里。
“不是租，是流转。”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法律上，那地，是你的。我……是你的佃户。”
我怔住，糯米糍停在唇边。
“你要是哪天想回来，”他目光沉静，像两泓映着星光的深潭，“地在，我在。你种什么，我就侍弄什么。你若想种玫瑰，我劈荆棘；你若想种稻子，我守四季。你若……”他顿了顿，喉结微动，“你若只是路过，歇个脚，喝碗茶，我也备着。”
窗外雨声渐疏，檐角滴水，嗒、嗒、嗒，敲在青石阶上，像某种古老而笃定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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