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在电话里的提醒，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林杰心头。
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心情却如同窗外的乌云。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这是他早就规划好的下一步重点工作，也是深化医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牛鼻子”。
这套源自国外的先进管理工具，其核心是按病种打包付费，颠覆了国内长期以来按项目付费的“后付费”模式，能有效遏制医院“大处方”、“大检查”的冲动，被国际上证明是控制医疗费用、提升医疗质量的有效手段。
但正因为其触动了“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的根本利益，推行起来必然阻力重重。
他原本计划在平稳完成本轮目录调整后，再稳步推进支付改革。
没想到，对手的反应如此迅速和猛烈，直接就将矛头对准了这个尚未完全展开的领域，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从学术层面、舆论层面，甚至更高层面……”林杰反复咀嚼着老领导的话。
这是一套组合拳，比之前在目录调整中遇到的内部消极抵抗、企业恶意举报要凶险得多。
学术和舆论可以混淆视听，影响决策；
更高层面的压力，则可能直接叫停改革。
他立刻拿起内部电话，打给了刘副司长。
“刘司，休息了吗？”
“林司？还没，在看一些DRG试点地区的数据。有事您说。”
“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或者媒体上，有没有出现一些关于DRG、DIP的……不太一样的声音？”林杰试探着问。
电话那头的刘副司长沉默了几秒，严肃的说：“林司，您也注意到了？我正想找机会跟您汇报。最近确实有些苗头。前几天参加一个行业内部的研讨会，就有几位来自大型医院的院长和个别专家，在发言中对DRG、DIP提出了不少质疑，主要集中在可能推诿重症病人、导致医疗质量下降、不符合中国复杂国情这几个点上。当时我觉得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没太在意。但听您这么一问……”
“看来不是空穴来风。”林杰沉声说道，“你马上通过我们的渠道，搜集整理近期所有公开的、涉及质疑DRG、DIP的学术文章、专家观点、媒体报道，越快越好！我要看看，这股风到底有多大。”
“好！我马上办！”
挂了电话，林杰又打给杨帆。
“杨处长，你通过办公厅和其他司局的熟人，私下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关于我们医保局，特别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方面的……非正式的议论或者动向？注意方式，不要声张。”
“明白，林司长。”
布置完这些，林杰坐回椅子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
对手选择攻击DRG、DIP，恰恰说明他们害怕这个改革，也说明自己选择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接下来的两天，刘副司长和杨帆那边陆续反馈回来信息。
刘副司长整理了一份清单，上面罗列了七八篇近期发表在专业期刊或主流媒体上的文章，作者不乏一些知名医学院校的教授、大型医院的管理者和个别有影响力的行业专家。
文章的核心论点高度一致：质疑DRG、DIP在中国的适用性。有的从理论层面论证其水土不服，有的引用国外个别案例说明其潜在风险，更有甚者，直接将其与医疗市场化、削弱公立医院公益性等敏感话题挂钩，上纲上线。
“林司，这些文章出现得很集中，而且论证逻辑和引用案例都惊人的相似，背后肯定有推手。”刘副司长语气肯定的对他说。
杨帆打听来的消息更让林杰警惕。
“林司长，我打听了一圈，确实有些风声。听说……听说有几位在卫生系统很有影响力的老领导、老专家，对咱们局这么快推动支付改革有些……有些看法，认为过于激进。还有消息说，几家顶级大医院的院长最近走动很频繁，好像……好像在联名准备向上面反映情况。”
联名反映情况？林杰立刻想到了老领导提到的“万言书”。看来，对手已经不再满足于学术和舆论层面的小打小闹，开始寻求更高层面的行政干预了。
“知道具体是哪些医院吗？”林杰问。
“目前还不清楚，对方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估计……估计是那些收入结构对药品和检查依赖比较高的顶级大三甲。”杨帆分析道。
就在这时，林杰的加密手机响了，是他在江东省工作时结交的那位资深媒体朋友。
“林司长，忙呢？”
“老兄，有什么指教？”林杰问道。
“指教不敢当，给你提个醒。”对方声音带着一丝急切，“我收到风声，最近有一波针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负面舆论正在酝酿，规模不小，背后有专业团队在操盘。几家有影响力的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大V都接到了‘料’，准备近期集中发难。重点是打医疗质量下降和加重患者负担这两张牌，可能会拿一些极端的、甚至可能是编造的个案说事。你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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