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有限的教育资源，该如何配置才能效益最大化？”
会议室安静下来。
林杰继续说：“我不是要否定古典文献学的价值。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领域非常重要。但重要，不等于就要用现在的模式来办。”
他回到座位，翻开另一份材料：“这是我让发展规划司做的调研。全国目前有十七所高校开设古典文献学或相关专业，去年共招生不到两百人。但各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研究机构每年的人才需求，总量不超过五十人。供大于求，而且‘求’的还很有限。”
“那我们培养的人才可以去中小学啊！”清华历史系主任说，“加强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也需要专业人才。”
“说得对。”林杰点头，“但如果目标是中小学教师，那培养模式就该调整。现在的古典文献学专业，课程设置偏重研究，轻教学法；偏重古籍考据，轻通俗传播。学生学了四年，会校勘《史记》，但不知道怎么给中学生讲《史记》故事。这能胜任中小学教学吗？”
几位专家互相看看，没说话。
林杰又翻开一页：“再看经费使用效率。西山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每年总经费约一百二十万，平均每个学生八万。而他们学校的工科专业，生均经费不到三万。我不是说文科就该少花钱，但花出去的钱，总要有相应的产出吧？如果一个专业既招不到学生，又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人才，还占用大量经费，这样的专业，不改行吗？”
一直没说话的李老教授，这时缓缓开口，声音苍老但清晰：
“林书记，你说得都对。数据、逻辑、效率，都对。但有一点，你可能没考虑到，文化的火种，不是靠‘效率’传承的。”
他站起来，颤巍巍地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文化传承”四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
“我教了一辈子古典文献学，带过的学生，现在有在图书馆修古籍的，有在出版社编书的，有在中学教语文的，也有……转行做了别的。”李老教授说，“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默默无闻，工资不高，工作琐碎。但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这个民族保存记忆，延续文脉。”
他转过身，看着林杰：“林书记，你问我这个专业该不该办？我的回答是，该办。但不是像现在这样办。”
“那该怎么办？”林杰问。
“少而精。”李老教授说，“全国不需要十七所高校都办，有三五所顶尖的，就够了。招生规模不需要大，每年二三十人，宁缺毋滥。培养目标要明确，不是培养泛泛的文化爱好者，是培养真正的传承者、研究者。课程要改革，要增加实践，要打通就业渠道。”
他顿了顿：“最重要的是，国家要给政策支持。这类专业，不能完全市场化，需要特殊保护、特殊投入。就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文化传承的‘活化石’。”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
林杰也鼓起掌：“李老，您说得太好了。‘少而精’‘特殊保护’，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他看向在座的专家和司局长们：“所以，专业优化的核心，不是简单地砍掉某个专业，而是优化布局、调整结构、提升质量。对于那些确实需要保护的文化传承类专业，我们要建立特殊支持机制，确保它们办得精、办得好。但对于那些社会需求萎缩、培养目标模糊、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专业，必须坚决调整。”
高教司刘司长问：“林书记，具体怎么操作？标准怎么定？”
林杰示意工作人员分发另一份文件：“这是我让政策法规司起草的《高校专业设置预警与退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就几条”
“第一，建立专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就业率、招生报到率、专业对口率、社会评价、办学条件、经费使用效益等六个维度，每个维度有具体量化指标。”
“第二，实行‘红黄牌’预警机制。连续两年综合评价排名在本校后10%，或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给予黄牌警告，限期整改。连续三年黄牌，或就业率连续三年低于50%的，给予红牌，建议撤销。”
“第三，建立特殊专业保护清单。对于国家战略急需、文化传承重要但市场就业率低的专业，经专家评审，可纳入保护清单，给予特殊经费支持，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确保培养质量。”
“第四，规范退出程序。专业撤销前，必须经过专家论证、校内公示、学生妥善安置等环节。不能简单粗暴，要平稳过渡。”
文件在会议室里传阅，响起翻页的沙沙声。
社科院文史学部副主任看完，抬头说：“林书记，这个办法……相对科学。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西山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很可能拿黄牌。”
“那就拿黄牌。”林杰说，“拿黄牌不是目的，是手段。逼着学校改革——要么调整培养模式，真正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要么缩小规模，办成‘少而精’的特色专业。如果什么都不改，那红牌撤销，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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