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窗前，又走回来：“今天上午，一位老师跟我说，她工作十年，连给婆婆交住院押金的五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她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忍着没掉下来。为什么？因为她还要回去面对二十多个孩子，她不能把情绪带进教室。”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政策制定者。我们写的每一个字，定的每一个数，都关系到几百万幼师的生计，关系到几千万孩子的未来。”林杰的声音很沉，“如果我们对这些数字麻木了，对这些眼泪麻木了，那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意义？”
他坐回座位：“今天这个会，必须形成决议。财政部牵头测算资金需求，教育部牵头制定实施方案，人社部牵头研究‘同工同酬’立法问题。一周后，我要看到详细方案。”
散会后，林杰回到办公室，胃又开始隐隐作痛。
许长明端来一杯温水：“林书记，您中午没吃饭，要不要……”
“吃不下。”林杰摆摆手，“长明，你说我们定的这些政策，真能落到那些老师手里吗？”
许长明没说话。
“三千二百块……”林杰看着窗外说，“租个合租房的一间卧室都要两千。剩下的一千二，要吃饭，要交通，要买生活用品。如果再有孩子，有老人……这日子怎么过？”
手机响了。是儿子林念苏。
“爸，您开会开完了？”
“刚开完。”林杰揉了揉太阳穴，“你怎么知道我在开会？”
“许主任给我发信息，说您胃疼，让我劝您吃饭。”林念苏说，“爸，幼师待遇的事，我听到一些议论。”
“什么议论？”
“医院里有几个同事，孩子在上幼儿园。他们说，如果真要给幼师涨工资，幼儿园收费肯定要涨。到时候负担还是转嫁到家长头上。”
林杰沉默了一会儿：“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林念苏说，“就像医疗系统，如果只提高医生工资，但医疗收费不涨，最后要么财政贴钱，要么医院亏本。学前教育也一样，老师、幼儿园、家长、政府，四方都要承担成本，才能可持续。”
“你说得对。”林杰说，“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连该承担的配套资金都不到位。”
“那怎么办？”
“督查。”林杰说，“接下来我要下去跑一圈，专门督查学前教育经费落实情况。哪个地方不到位，我就坐在那里不走，直到他们解决问题为止。”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爸，您这是要得罪很多人啊。”
“不得罪人，就办不成事。”林杰说，“你爸走到今天，得罪的人还少吗？”
挂了电话，许长明轻声说：“林书记，刚才开会时，李副部长又托人带话，说想和您‘交流一下对行业发展的看法’。”
“还是为那个保险产品？”林杰问。
“这次没说具体事，但带话的人说，李副部长提到幼师待遇问题牵扯面广，要慎重推进，注意行业稳定。”
林杰笑了：“他这是怕我们动了幼师的蛋糕，就会动到别的蛋糕。你回复他，就说我们会依法依规推进改革，该稳的稳，该改的改。”
“好。”
许长明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还有件事，上午参加座谈会的那位陈芳老师，刚才托社区工作人员送来一封信。”
“信呢？”
许长明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个信封。
信封很普通，上面用娟秀的字写着“林书记亲启”。
林杰拆开信。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
“林书记，今天能见到您，我很激动。有些话在座谈会上没说，我想写下来。
我工作十年，工资从最初的一千八涨到现在的三千二。
十年涨了一千四，平均每年一百四。
而我这十年，带过两百多个孩子，其中三十多个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十多个是残疾儿童。
我给孩子们洗过尿湿的裤子，喂过不肯吃饭的孩子，抱着哭闹的孩子一抱就是一下午。
去年，我班上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
他妈妈哭着求我，说普通幼儿园不收，特殊幼儿园太贵。
我带着那个孩子一年，每天单独陪他半小时，教他说话，教他认人。
今年九月，那个孩子能叫‘妈妈’了，能和其他孩子简单互动了。
他妈妈跪在我面前，说我是他们家的恩人。
林书记，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但我也想让我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一点，也想让我婆婆看得起病，也想让我爸妈不用为我的生活担心。
三千二百块，在北京真的活不下去。
我们园里很多年轻老师，下班后去兼职，送外卖、做代驾、当服务员。
白天带孩子，晚上打工，第二天还要精神饱满地面对孩子。
她们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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