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上午，礼堂第三会议室。
长条会议桌旁坐了二十多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作家，有戴着厚眼镜的文艺理论家，有穿着朴素的基层剧团导演，也有几位当红的编剧和制作人。文化和旅游部刘振东坐在靠门的位置，不时看看表。
九点整，林杰准时走进会议室，他在长条桌的中间位置坐下。
“都坐，不用站。”林杰摆摆手，环视一圈，“今天请大家来，聊聊咱们国家的文艺创作，到底应该往哪里走。”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刘振东先开口：“林书记，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会的同志。这位是周志远老师，老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作，代表作有《山乡巨变》《春到草原》。”
周志远就是林念苏提到的那位住院的老作家。
今天特意从医院请假过来，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坐得笔直。
“周老，您身体怎么样？”林杰问。
“好多了，谢谢林书记关心。”周志远声音洪亮，“医生让我多休息，但听说今天这个会，我必须来。有些话，憋了一辈子了。”
“那您先说。”林杰示意。
周志远推了推老花镜：“我是个写农村题材的。年轻时下乡插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八年。那时候苦啊，白天干活，晚上点煤油灯写作。但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他顿了顿：“现在呢？有些作家，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就敢写农村。写出来的东西，农民看了直摇头，这哪是我们农村？这分明是城里人想象的农村！”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点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周志远声音提高，“因为有些人脱离生活了！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实际，凭想象创作。这样的作品，能打动人吗？能反映时代吗？”
他越说越激动：“更有些作品，为了迎合市场，为了博眼球，胡编乱造，歪曲历史。把英雄写成懦夫，把叛徒写成英雄。这是创作吗？这是对历史的亵渎！”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
刘振东介绍下一位：“这位是陈景明研究员，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文艺理论四十年了。”
陈景明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他站起来，没说话，先向在座的鞠了一躬。
“林书记，各位同行，我今天来，是来认错的。”陈景明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三十年前，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文艺要远离政治，回归艺术本体。这个观点影响了一代人，包括我自己带的研究生。”陈景明声音低沉，“但现在回头看，我错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文艺怎么能远离政治？”陈景明说，“文艺从来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不为人民服务，为谁服务？不反映时代，反映什么？”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些年，我看到太多作品，打着艺术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在传播错误的价值观。有些年轻作者，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以为揭露黑暗就是深刻，歌颂光明就是肤浅。这是本末倒置！”
林杰认真地听着，记着。
“林书记，”陈景明看向他，“我建议，文艺院校要改革文艺理论课程。不能光讲西方的，要多讲中国的；不能光讲技巧，要多讲立场。要让年轻人明白，为谁创作，为什么创作。”
“陈研究员这个建议很好。”林杰点头，“刘部长，你们记下来，会后研究落实。”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基层剧团导演，叫李娟，四十多岁，从西北一个小县城来。
“林书记，我们剧团每年要下乡演出两百多场。”李娟说话带着西北口音，“农民爱看什么？爱看贴近他们生活的戏。我们排了个小戏叫《苹果熟了》，讲农民搞电商卖苹果的故事。每场演完，老乡都围上来问：‘你们咋知道我们这么多事？’”
她笑了笑：“因为我们就在他们中间。演员和农民一起摘苹果，一起打包发货，一起为快递费发愁。戏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真实，所以动人。”
“但这样的戏，评奖很难。”李娟话锋一转，“专家说艺术性不够，缺乏深度。可什么叫深度？农民爱看，农民受益，这不就是最大的深度吗？”
会议室里有人小声议论。
“李导，你们剧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林杰问。
“缺钱，缺人。”李娟实话实说，“县里财政紧张，每年给剧团的经费只够发工资。排新戏要自己筹钱，演员收入低，留不住年轻人。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剧团，可能就解散了。”
林杰看向刘振东：“刘部长，像李导这样的基层剧团，全国有多少？”
“县级的，大概两千多个。”刘振东说，“普遍面临经费困难、人才流失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解决。”林杰说，“文艺不能只在大城市繁荣，要在基层扎根。基层剧团是文艺下乡的主力军，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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