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上午,礼堂第三会议室。
长条会议桌旁坐了二十多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作家,有戴着厚眼镜的文艺理论家,有穿着朴素的基层剧团导演,也有几位当红的编剧和制作人。文化和旅游部刘振东坐在靠门的位置,不时看看表。
九点整,林杰准时走进会议室,他在长条桌的中间位置坐下。
“都坐,不用站。”林杰摆摆手,环视一圈,“今天请大家来,聊聊咱们国家的文艺创作,到底应该往哪里走。”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刘振东先开口:“林书记,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会的同志。这位是周志远老师,老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作,代表作有《山乡巨变》《春到草原》。”
周志远就是林念苏提到的那位住院的老作家。
今天特意从医院请假过来,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坐得笔直。
“周老,您身体怎么样?”林杰问。
“好多了,谢谢林书记关心。”周志远声音洪亮,“医生让我多休息,但听说今天这个会,我必须来。有些话,憋了一辈子了。”
“那您先说。”林杰示意。
周志远推了推老花镜:“我是个写农村题材的。年轻时下乡插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八年。那时候苦啊,白天干活,晚上点煤油灯写作。但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他顿了顿:“现在呢?有些作家,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就敢写农村。写出来的东西,农民看了直摇头,这哪是我们农村?这分明是城里人想象的农村!”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点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周志远声音提高,“因为有些人脱离生活了!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实际,凭想象创作。这样的作品,能打动人吗?能反映时代吗?”
他越说越激动:“更有些作品,为了迎合市场,为了博眼球,胡编乱造,歪曲历史。把英雄写成懦夫,把叛徒写成英雄。这是创作吗?这是对历史的亵渎!”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
刘振东介绍下一位:“这位是陈景明研究员,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文艺理论四十年了。”
陈景明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他站起来,没说话,先向在座的鞠了一躬。
“林书记,各位同行,我今天来,是来认错的。”陈景明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三十年前,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文艺要远离政治,回归艺术本体。这个观点影响了一代人,包括我自己带的研究生。”陈景明声音低沉,“但现在回头看,我错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文艺怎么能远离政治?”陈景明说,“文艺从来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不为人民服务,为谁服务?不反映时代,反映什么?”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些年,我看到太多作品,打着艺术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在传播错误的价值观。有些年轻作者,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以为揭露黑暗就是深刻,歌颂光明就是肤浅。这是本末倒置!”
林杰认真地听着,记着。
“林书记,”陈景明看向他,“我建议,文艺院校要改革文艺理论课程。不能光讲西方的,要多讲中国的;不能光讲技巧,要多讲立场。要让年轻人明白,为谁创作,为什么创作。”
“陈研究员这个建议很好。”林杰点头,“刘部长,你们记下来,会后研究落实。”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基层剧团导演,叫李娟,四十多岁,从西北一个小县城来。
“林书记,我们剧团每年要下乡演出两百多场。”李娟说话带着西北口音,“农民爱看什么?爱看贴近他们生活的戏。我们排了个小戏叫《苹果熟了》,讲农民搞电商卖苹果的故事。每场演完,老乡都围上来问:‘你们咋知道我们这么多事?’”
她笑了笑:“因为我们就在他们中间。演员和农民一起摘苹果,一起打包发货,一起为快递费发愁。戏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真实,所以动人。”
“但这样的戏,评奖很难。”李娟话锋一转,“专家说艺术性不够,缺乏深度。可什么叫深度?农民爱看,农民受益,这不就是最大的深度吗?”
会议室里有人小声议论。
“李导,你们剧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林杰问。
“缺钱,缺人。”李娟实话实说,“县里财政紧张,每年给剧团的经费只够发工资。排新戏要自己筹钱,演员收入低,留不住年轻人。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剧团,可能就解散了。”
林杰看向刘振东:“刘部长,像李导这样的基层剧团,全国有多少?”
“县级的,大概两千多个。”刘振东说,“普遍面临经费困难、人才流失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解决。”林杰说,“文艺不能只在大城市繁荣,要在基层扎根。基层剧团是文艺下乡的主力军,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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