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八点半,院第一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摊开着十几份文件,封面上印着不同的省份名称。
林杰坐在主位,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正在一份报告上圈画。
卫健、财政、发改的相关负责人分坐两侧,会议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窸窣声。
“这是江南省血液保障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卫健委主任刘建平递过一份文件,“‘血浆经济案’第一批处理结果已经通报,三名厅级干部、十二名处级干部被立案调查。团体献血试点在三个单位展开,上周采集量比前一周增加了40%。”
林杰接过文件,快速浏览:“媒体反响呢?”
“《人民日报》发了评论员文章,标题是《让每一滴血都流淌着信任》。”刘建平说,“网络舆情监测显示,关于‘献血黑幕’的负面帖子减少了70%,正向话题增加了三倍。”
“好。”林杰在报告上签了字,“但这个模式要持续,不能搞一阵风。三个月后我要看长期数据,重复献血率是多少,群众满意度是多少,血液库存稳定性如何。”
“明白。”
林杰放下笔,看向在座的其他人:“江南省的事告一段落,但暴露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好的政策,到了基层为什么走样?为什么老百姓不买账?”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发改委副主任李伟犹豫了一下,开口道:“首长,我最近在基层调研,发现一个现象,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健康小屋’,在很多地方成了摆设。”
“健康小屋?”林杰抬起头。
“对,就是设在社区、配备基本体检设备的便民服务点。”李伟翻开笔记本,“血压计、血糖仪、身高体重秤,有的还有心电图机、肺功能仪。初衷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做健康监测,预防慢性病。”
“然后呢?”
“然后没人用。”李伟苦笑,“我上周末随机跑了三个社区,健康小屋要么锁着门,要么开着门但没人进去。问居民,有的说‘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有的说‘测了也没人管’,还有的说‘设备坏了没人修’。”
林杰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刘建平接话:“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过。健康小屋是‘健康中国行动’的配套项目,全国建了十几万个。但确实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很多地方建完了就完了,没有配套服务,没有宣传引导,居民自然不买账。”
“建一个健康小屋多少钱?”林杰问。
“标准配置的,大概五到八万。”财政部预算司司长回答,“加上场地、装修、人员培训,一个点投入十万左右。”
“十万。”林杰重复这个数字,“全国十几万个,就是上百亿的投入。花了上百亿,建了一堆没人用的摆设?”
会议室里没人敢接话。
林杰站起身,走到窗前。长安街上的车流已经开始拥堵,新的一天忙碌而有序。但就在这座城市某个社区里,可能就有一个花十万建起来的健康小屋,正冷冷清清地锁着门。
“下午的行程调整一下。”林杰转过身,“不去发改委听汇报了,直接去社区。沈明”
“在。”坐在角落记录的沈明立刻站起来。
“联系北京市卫健委,不打招呼,随机选两个社区的健康小屋。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现在?”沈明看了眼手表,“首长,上午还有两个会……”
“推迟。”林杰拿起外套,“百亿投资不能打水漂,我得亲眼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车队驶出办公区时,天空飘起了细雨。
沈明坐在副驾驶,通过加密电话与市卫健委沟通。
后座上,林杰闭着眼睛,但手指一直在膝盖上轻轻敲击。
“首长,联系好了。”沈明回过头,“选了东城区和朝阳区的两个点,都是建成一年以上的健康小屋。区卫健委的同志会在现场,但没通知街道和社区。”
“嗯。”林杰睁开眼睛,“告诉他们,不用准备,我们就是随便看看。”
四十分钟后,车子驶入东城区一个老小区。
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六层板楼,墙皮有些斑驳。
健康小屋设在社区服务站的一楼,门口挂着蓝底白字的牌子,玻璃门擦得很干净。
林杰下车时,区卫健委主任老赵已经等在那里,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整齐,但脸色有些紧张。
“首长,这就是咱们东城区的示范点。”老赵陪着笑,“去年评过区里的‘优秀健康小屋’,设备齐全,管理规范……”
“先进去看看。”林杰打断他,推门进去。
屋里确实很干净。二十多平米的空间,靠墙摆着一排设备,血压计、血糖仪、身高体重秤、心电图机、肺功能仪、骨密度仪。每台设备都贴着使用说明,墙上挂着健康宣传海报。角落里还有一台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系统”。
但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平时有人来吗?”林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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