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总统府，清晨。
玛蒂娜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年度经济报告，目光落在窗外的城市天际线上。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塔吊林立，尘土飞扬。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高楼、宽阔的柏油马路、整齐的绿化带。远处，炼钢厂的烟囱冒着白烟，化工厂的储罐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新建的港口码头上集装箱堆积如山。
她翻开报告，第一页是十四国的经济数据汇总。过去一年，卡桑加势力范围内的十四个国家——刚国、卢旺达、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加蓬、乌干达、喀麦隆、安哥拉、中非、赞比亚、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十二，远高于非洲大陆的平均水平。其中，制造业增长率更是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卖铜锭比卖铜矿石赚钱多了。”玛蒂娜喃喃道，嘴角微微上扬。
她想起一年前，季博达在烧烤桌上对林参赞和詹姆斯说的那些话——“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不能只卖原材料。”那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空想。毕竟，非洲的矿业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挖出来，运出去，换外汇。至于深加工，那是发达国家的事。
但季博达不这么想。他用一年时间，把这句话变成了现实。
刚国的铜矿带，是卡桑加势力范围内最富集的矿产资源之一。过去，这里的铜矿石被大量出口到欧洲和亚洲，经过冶炼、精炼后变成铜锭、铜板、铜线，再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卖回非洲。利润的大头，都被别人赚走了。
现在，情况变了。
在卢本巴希，一座大型铜冶炼厂在去年年底建成投产。这座工厂由东大提供技术和设备，由刚国和赞比亚共同出资，日处理铜矿石能力达到五千吨。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锭，纯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可以直接用于电线、电缆、电子元器件等工业品的生产。
“以前，一吨铜矿石出口只能卖几百美元。”玛蒂娜在报告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现在，一吨铜锭的出口价格是铜矿石的六倍。而生产成本，只增加了不到两倍。”
她算了一笔账：过去一年，刚国和赞比亚的铜矿石出口量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但铜锭的出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两百。总出口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工业化的力量。”她对自己说。
钴和镍，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
刚国和赞比亚的钴矿储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镍矿也相当丰富。过去，这些矿石大多被廉价出口到西方国家，经过精炼后变成锂电池、高温合金、催化剂等高附加值产品。现在，卡桑加势力范围内已经建成了三座钴镍冶炼厂，分别位于刚国、赞比亚和坦桑尼亚。
这些冶炼厂不仅生产粗钴和粗镍，还进一步加工成钴盐、镍盐，直接供应给电池制造商和合金生产企业。玛蒂娜在报告中看到，钴盐的出口价格是粗钴的两倍，而镍盐的价格也比粗镍高出百分之一百五十。
“钴镍更是如此。”她想起季博达说过的话，“我们不仅要卖资源，还要卖技术含量。”
最让她惊喜的，是铀矿的初步提纯。
铀矿是战略资源，国际监管极其严格。过去，卡桑加势力范围内的铀矿大多被秘密开采，以低价走私到国外。现在，在季博达的推动下，刚国、中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建立了一座铀矿提纯厂，专门生产“黄饼”——一种经过初步提纯的铀化合物。
黄饼不能直接用于核武器或核电站，还需要进一步浓缩。但即便如此，它的价格也比原矿翻了好几番。玛蒂娜在报告中看到，过去一年，仅铀矿提纯一项，就为三国带来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收入。
“初步提纯的铀矿价格都翻了几翻。”她感慨道。
冶金企业和化工企业的大量增加，是工业化的另一个标志。
在刚国，去年新建了五座钢铁厂，年产量合计达到两百万吨。这些钢铁厂利用本地的铁矿石和煤炭，生产建筑用钢材、螺纹钢、线材等，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开始出口到周边国家。
在赞比亚，新建了三座铜加工厂，生产铜管、铜板、铜线。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替代了从欧洲和亚洲进口的高价产品。
在坦桑尼亚，新建了两座黄金精炼厂，年处理能力达到一百吨。以前，坦桑尼亚的黄金大多以粗金形式出口，现在变成了高纯度的金锭和金条。
在肯尼亚，新建了四座水泥厂，利用本地的石灰石资源，年产水泥五百万吨。这些水泥不仅用于肯尼亚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出口到乌干达、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化工企业的发展更是迅猛。在刚国，新建了化肥厂、硫酸厂、烧碱厂；在乌干达，新建了炼油厂、塑料厂、油漆厂；在坦桑尼亚，新建了制药厂、农药厂、日化厂。这些企业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开始出口到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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