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卡图图拉 township 的铁皮屋顶缝隙，照在十五岁的坦杜维·卡桑达脸上。他的眼睛还没睁开，手已经习惯性地伸向床垫——不，不是床垫，是地上那块发臭的泡沫塑料——底下藏着的那瓶东西。
工业胶水。
坦杜维的手指触到了冰冷的塑料瓶身，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瓶子里还有大约两厘米深的透明液体，稠得像糖浆，气味刺鼻得像地狱的呼吸。但这气息对他而言，比母亲曾经做的炖羊肉的香味更诱人。
他拧开瓶盖，将整个鼻子塞进瓶口，深吸一口。
一瞬间，世界变了。
铁皮屋顶消失了，尿骚味的毯子消失了，卡图图拉那片被政府遗忘的贫民窟消失了。坦杜维漂浮在云端，脑袋轻得像气球，身体重得像铅块。耳边有嗡嗡的声音，像是蜜蜂，又像是天使在唱歌。
这是他的天堂。
他的地狱，在两个小时后才会开始。
工业胶水，在纳米比亚的街头有一个响亮的绰号：“鳄鱼”。
这个名字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因为吸食胶水后，人走路的姿势像鳄鱼——四肢僵硬、摇摇晃晃、贴着地面移动。另一种说法更为残忍：吸食胶水的人最终会像被鳄鱼袭击过一样面目全非。
在卡图图拉，买一瓶“鳄鱼”比买一瓶可口可乐更容易。
街角那个用木板搭的小卖部，老板娘玛丽亚的货架下面，永远藏着几十瓶从南非走私来的工业胶水。每瓶售价十纳米比亚元。这个价格，任何一个孩子都能从垃圾桶里翻出几个易拉罐去换到。
坦杜维第一次吸胶水，是两年前，十三岁。
那时候他还在街头擦鞋，每天能赚二十块。大部分钱要给母亲——她在一户白人家里当佣人，一个月只挣一千五，要养活坦杜维和他的三个弟弟妹妹。剩下的几块钱，坦杜维会买一块面包，或者一瓶芬达。
有一天，他看见几个大孩子蹲在巷子里，围着一个塑料袋，轮流把脸埋进去。
“你们在干什么？”
大孩子里领头的是一个叫“瘦子”的十七岁少年，浑身只有骨头和眼睛。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嘴巴咧开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来，小兄弟，试一口。”
坦杜维犹豫了一下，把脸凑近塑料袋。里面散发出的气味让他本能地想退缩——那是一种化学制品的刺鼻气味，像医院消毒水、像油漆稀释剂、像死亡。
但他还是吸了。
第一口，呛得他眼泪直流，蹲在地上咳了半分钟。
第二口，呛咳减轻了，头开始发晕。
第三口，世界开始旋转，颜色变得鲜艳，声音变得遥远。他感到自己飘了起来，所有的饥饿、寒冷、恐惧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就蹲在那条巷子里，和那些大孩子一起，吸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的妈妈在警局找到了他。他蜷缩在拘留室的角落里，浑身发抖，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嘴里还在念叨着“再来一口”。
母亲打了他一巴掌，然后抱着他哭了。
那是两年、一百多次“一巴掌”和“抱着哭”之前的事了。
根据纳米比亚药物滥用调查，温得和克街头约有超过八千名街头儿童定期吸食工业胶水。这还只是官方数字——真实数字可能是三倍、五倍，甚至十倍。
而在整个纳米比亚，吸食胶水的儿童和青少年数量，保守估计超过三万人。
这个国家或许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
“这不是一个健康问题。”温得和克中央医院的神经科医生恩加拉·穆雄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场被忽视的种族灭绝。”
工业胶水中的主要致幻成分是甲苯。甲苯是一种有机溶剂，能迅速通过血脑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造成类似酒精中毒的兴奋和幻觉。短期内，吸食者会感到欣快、放松、失去痛觉。长期吸食，甲苯会溶解大脑的髓鞘——那是包裹神经纤维的脂肪层，如同电线的绝缘层。髓鞘被破坏后，神经信号就会短路，大脑开始萎缩。
永不停止的头痛。
手脚颤抖，无法控制。
视力模糊，最终失明。
听力下降，最终耳聋。
平衡失调，走路像踩在棉花上。
记忆力丧失，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
最终，大脑变成一团浆糊。
“一个吸食胶水的儿童，如果连续吸食六个月，百分之九十会留下不可逆的脑损伤。”穆雄医生说，“如果持续一年以上，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死因可能是器官衰竭，也可能是意外——从高处坠落、被车撞、在睡梦中窒息。”
但坦杜维不知道这些。即使知道，他也不会在乎。
因为在卡图图拉，死亡不是一个新闻，而是一个日常。
穿越国境线，向南四百公里，就到了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
博茨瓦纳是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人均GDP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名列前茅。但哈博罗内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每到傍晚，总会聚集一群面色灰白、双眼通红、浑身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年轻人。他们不偷不抢，不喊不叫，只是像鬼魂一样蹲在路边，对着塑料袋深深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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