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桑比克，太特省，马拉维湖与赞比西河之间的高原。
凌晨四点十七分，一个名叫卡坦加的四十岁前政府军上尉，在一座废弃的殖民时代哨所里，点燃了第一根火把。火光映红了他的脸——那张脸上从左眉到右颊横亘着一道刀疤，是在莫桑比克内战中留下的。二十年前那场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种子从未消失，只是埋在土里，等待季节。
他身后的空地上，站着将近三百个男人。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装、工装裤、甚至短裤和拖鞋。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从南非走私来的AK-47，莫桑比克政府军淘汰的G3步枪，自制的猎枪，甚至有人拿着磨尖的铁棍和大砍刀。
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没有旗帜，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整个南部非洲都会记住他们的代号——“太特解放阵线”。
口号很简单：粮食，燃料，自由。
卡坦加站在一个柴油桶上，火把举过头顶。
“兄弟们！”他的声音在夜空中炸开，带着葡萄牙语的口音，混杂着当地土语的尾调，“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饿肚子，政府的人在首都吃牛排！我们在黑夜里摸路，他们的别墅灯火通明！矿井里的煤被挖出来，变成南非的电力、马拉维的燃料、莫桑比克高官口袋里的美金——而我们，连一根蜡烛都买不起！”
人群中爆发出低沉的应和声，像远处滚过的闷雷。
“他们要我们的矿，要我们的水，要我们的人给他们修路架桥——然后在我们请求一点面包的时候，说‘预算不够’！”
“预算不够！”几个人跟着喊起来，声音里有愤怒，也有某种近乎癫狂的嘲弄。
“今天，”卡坦加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我们不再请求。我们要拿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
他跳下柴油桶，走向哨所门口停放的一辆破旧的军用卡车。那是他从一个废弃的军营里偷来的，油箱里还剩半箱柴油。卡车的车厢上架着一挺老旧的勃朗宁重机枪——枪管上锈迹斑斑，但据说还能打响。
“上车！”他挥手。
三百个男人涌向卡车和其他几辆破旧车辆。没有座位，人挤人站着，像沙丁鱼罐头。有人开始唱歌——不是任何国歌或党歌，而是一首古老的当地民歌，用太特地区的方言唱：
“赞比西河的水啊，你流到哪里去？
你流过我们的土地，却不给我们留下一滴。
白人走了又来，黑人在挨饿。
我们的孩子问：妈妈，明天吃什么？”
歌声在晨雾中飘荡，飘向北方，飘向西边，飘向那些同样饥饿、同样愤怒的村庄。
四十分钟后，卡车到达了第一个目标——距离太特市北部约七十公里处的一个警察哨所。
哨所里只有六名警察，都还在睡梦中。他们被枪声惊醒时，来不及穿裤子，光着腿跑去拿枪。但枪柜的钥匙在值班室，值班室的灯不亮——停电了。
一个警察摸索着打开了手电筒，光柱照到门口，他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影，像是黑夜本身长出了眼睛和枪口。
“别开枪！别开枪！”那个警察举起双手。
卡坦加的人没有开枪。他们冲进哨所，砸开武器柜，拿走所有能用的枪支和弹药。六名警察被绑在椅子上，嘴里塞着破布。
“告诉你们在太特的上级，”卡坦加蹲在警长面前，用刀尖轻轻拍打着他的脸，“就说，太特解放阵线成立了。我们不要你们的命——至少今天不要。我们要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公平。”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哨所，登上卡车。
卡车扬起的尘土在晨曦中像一道黄色的幕布。
幕布后面，太阳正在升起。
那是内乱开始的第一个早晨。
叛乱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太特省蔓延。
太特省是莫桑比克面积最大的省份之一，也是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南美和澳洲的公司曾经在这里投资数十亿美元开采煤矿，修建铁路，把莫桑比克的煤运往全球。但跨国资本带来的繁荣没有惠及普通人。矿井附近的村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太特解放阵线的口号精准地戳中了这些伤口。
第一周，他们占领了太特市以北的四个小城镇，切断了连接马拉维的南北公路。
第二周，他们攻占了一个小型煤矿。矿场的保安没有抵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对这个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的老板心怀不满。几个保安甚至加入了叛军。
第三周，一个在当地运营多年的小水电站被占领。不是被炸毁——因为叛军需要电力来维持他们在占领区的“政府”。卡坦加任命了一个自称“工程师”的中年男人来管理这个水电站，他曾经在国家电力公司工作过十年，因为质疑某个官员亲属的工程质量被开除。
“你知道那个官员怎么说的吗？”工程师——现在被叛军尊称为“电力部长”——回忆道，“他说：‘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钱。’不是的。我不是想要钱。我是想要大坝不垮。大坝垮了会淹死人。他不信。他把我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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