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十条的李府,院子里齐膝深的枯草被秋风吹得簌簌作响。芬恩和楚中天坐在正房的廊檐下,中间摆了一张瘸了一条腿的八仙桌,底下垫着半块砖头。桌上放着一瓶二锅头和两个搪瓷杯子,杯子里的酒晃荡着,映着傍晚灰蓝色的天光。
楚中天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眯着眼看了看满院子的荒芜。杂草从青砖缝里钻出来,最高的那几丛已经枯成了灰白色,在风里摇摇晃晃。他放下杯子,用袖子抹了抹嘴角,说:王叔一家子去了东北,这里就彻底荒了。我回头安排人来给收拾收拾,除除草、修修房子。
芬恩靠在身后的柱子上,手里也端着个杯子,酒没喝几口,眼神落在院子中央那两棵老槐树上。树还活着,树皮皲裂得像老农的手掌,枝干上挂着几片不肯落的枯叶。他摇了摇头,说:找散工来干就行,该多少钱多少钱,咱不占公家便宜。
楚中天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知道芬恩这话不是客气——这老头一辈子赚的钱能买下小国,但从来不在钱上含糊,公是公私是私,一清二白。
芬恩把杯子搁在桌面上,腾出手从腰间解下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放在桌上,推到楚中天面前:我带了些美金,这个……去哪儿兑换?
楚中天拿过布包,解开绳子往里瞄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他重新系好绳子,抬头看着芬恩:现在国家缺外汇缺得厉害。跟苏联借点儿工业贷款,费劲巴拉的才给三亿,还得拿矿产和农产品抵。
芬恩咧咧嘴,那张红白参半的脸上露出一种你真笨的表情:你没想想办法?
楚中天咧咧嘴,一脸无辜: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又不管经济。
芬恩嘿嘿笑了,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声音道:笨的瓷实!苏美洋留下的罐头厂、水泥厂,还有鸡鸭果蔬这些农产品,往香港一运,让你大侄子贴个标给他大哥二哥运去不就是外汇?
楚中天端着酒杯子的手停在了半空,眼睛瞪圆了:啊?这能行?
芬恩撇撇嘴,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酒:这不行的话为啥留着香港不收回?能进当然就能出了!当年的苏联不还有个苏美洋当口子呢?换成香港你就不会了?
楚中天愣了大概三秒钟,然后地把酒杯子往桌上一墩,站起来了。
芬恩看他那个腚上长牙的猴急样儿,没好气地说道:想去就赶紧去吧!记得钱兑好了给我送来,我得出去溜达溜达!
楚中天点点头,转身就要走,又停住了,回头问:溜达去哪儿?
芬恩摆摆手:溜达去哪儿都行,反正不在这儿看草。
楚中天笑了,大步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喊了一嗓子:我快去快回!
芬恩冲他背影骂了一句:回个屁!都退休的人了,一点儿都不稳重!记得帮我给李祖去个电话,告诉他我到地方了!
楚中天在门外应了一声,脚步声咚咚咚地远了。
芬恩一个人在院子里又坐了一会儿。天色暗下来了,胡同里传来各家各户生火做饭的炊烟味儿,混着煤烟和白菜帮子的味道。他端着杯子,喝一口,笑一会儿,喝一口,笑一会儿。笑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笑楚中天那个急吼吼的样子,可能是笑自己刚才那句笨的瓷实,也可能是笑这院子里的草,三十八年了,草都比他活得自在。
不知不觉喝得有点多了。二锅头的后劲上来了,脑袋发沉,眼皮发重。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摸到书房那张落了灰的躺椅上,一屁股坐下去,靠在磨破了皮的椅背上,没一会儿就昏昏睡了过去。
他是被人喊醒的。
睁开眼的时候,屋里黑乎乎的,只有门口透进来一点月光。一个人影站在他面前,手里举着个手电筒,光打在地上,没照他的脸。
大爷,大爷,醒醒。声音是个年轻的男的。
芬恩眯着眼坐起来,揉了揉脸。手电光移过来,照出了两张脸——一个是楚家老三楚岱,一个是陌生面孔,三十来岁,穿着一身半旧的蓝布褂子,手里还拎着个帆布工具包。
楚岱?芬恩认出了楚岱。
哎,大爷。楚岱笑着凑过来,我爹让我来接您。这是孙平,孙师傅,我爹说您这儿要规整房子,让他先来看看活儿。
芬恩的目光落在那个叫孙平的年轻人脸上。借着月光,他打量了一下——方脸,浓眉,颧骨上有一层风吹日晒出来的红,手掌粗大,指节上有茧子。他看着这张脸,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北京冬天的胡同口,一个拉黄包车的汉子,脸冻得通红,搓着手在车把上跺脚。
芬恩开口问道:你父亲……是不是拉洋车的?
孙平明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憨厚又有点儿不好意思:是!我爹是孙七!我叫孙平,我弟弟叫孙安,我们哥俩从小就是听着您老的故事长大的!
芬恩的手微微抖了一下。孙七。那个在大使馆门口等活的孙七,那个冬天给他家送过煤、夏天帮他家挑过水的孙七。三十八年了,他以为这些人早就被时光吞没了,没想到孙七的儿子就站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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