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六库镇还笼罩在浓雾中。怒江的咆哮声从峡谷深处传来，沉闷如雷，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的险峻与不驯。
宾馆大堂里，调研组十二人已经整装待发。每个人都是一身户外装束，背包里装着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水、干粮、药品、笔记本。扎西顿珠书记说得对，去福贡的路，轻装才能走远。
林枫最后一个下楼，他换了身更耐磨的迷彩服，脚上是厚重的登山靴。看到大家的样子，他点点头：“都准备好了？再检查一下，特别是药品和通讯设备。”
秦卫东检查了卫星电话和GPS定位器，李悦教授确认了平板电脑的电量，周明远把一叠现金分给几个同志——有些地方，手机支付不管用。
扎西顿珠带着两个向导过来，都是当地藏族汉子，皮肤黝黑，眼神锐利。“这是尼玛和扎西，”他介绍，“从小在怒江边长大，熟悉每一条山路。有他们带路，安全有保障。”
简单的介绍后，车队出发。但只开了不到二十公里，柏油路就断了。前面是正在修建的砂石路，坑坑洼洼，路边就是百米悬崖。
“车只能开到这里。”向导尼玛说，“剩下的路要骑马，或者走路。”
林枫看了看路况：“骑马吧，节约时间。”
十几匹当地马已经等在路边，个头不大，但四肢粗壮，一看就是走山路的料。马主人都是附近村寨的农民，拘谨地站在一边，不敢抬头看这些“大领导”。
林枫选了匹枣红马，翻身而上。动作算不上娴熟，但很稳。岩温省长是本地人，骑马没问题。周明远和几个没骑过马的同志就有些狼狈了，在向导的帮助下才勉强坐稳。
马队沿着悬崖边的小路缓缓前行。路宽不足两米，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怒江在谷底奔腾，水声震耳。偶尔有碎石从头顶滚落，引得马匹不安地嘶鸣。
“这样的路，老百姓怎么走？”林枫问向导尼玛。
“习惯了。”尼玛用生硬的汉语回答，“小孩上学，老人看病，都要走这条路。去年有个孕妇难产，就是用担架抬着走了六个小时，才到能通车的地方。”
“六个小时……”周明远在后面倒吸一口凉气，“那孩子呢？”
“没了。”尼玛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寻常事，“大人也没救过来。”
马队陷入沉默。只有马蹄声和江涛声在山谷间回荡。
走了约莫三个小时，前面出现一个村寨。几十栋木结构房屋依山而建，屋顶覆盖着石板。寨子很安静，几乎看不到人。
“这是木古村。”扎西顿珠指着寨子，“全村八十六户，傈僳族为主。去年刚脱贫，但很脆弱。”
马队在寨口停下。林枫下马，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腿。寨子里终于有人出来了，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穿着传统的傈僳族服饰，腰间挂着长刀。
扎西顿珠上前用傈僳语交谈。老者听完，看向林枫，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有敬畏，有怀疑，还有深深的疲惫。
“他说，寨子里最近不太平。”扎西顿珠翻译，“有三个年轻人失踪了，都是去了缅甸那边。家属去乡里报案，乡里说报上去了，但没下文。”
“具体什么情况？”
扎西顿珠又问了老者几句，脸色凝重起来：“更麻烦。失踪的三人里，有一个是村支书的儿子。村支书急病了，现在躺在床上。寨子里人心惶惶，有人说要组织人去缅甸找，被乡里拦住了，说会引发外交纠纷。”
林枫心头一沉：“去看看村支书。”
村支书家是寨子里少数有玻璃窗的房子，但玻璃已经碎了，用塑料布糊着。屋里很暗，弥漫着草药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眼睛直直地盯着屋顶。
“老余，省里林书记来看你了。”扎西顿珠轻声说。
床上的男人缓缓转过头，看到林枫，眼睛突然红了。他想坐起来，但身体虚弱，挣扎了几下又倒回去。
“林……林书记……”他的声音嘶哑，“我儿子……我儿子……”
林枫在床边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
老余断断续续讲了经过：他儿子余华，二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在寨子里帮家里种地。两个月前，有人来寨子招工，说去缅甸的矿山开卡车，一个月八千包吃住。寨子里去了六个年轻人，余华也在内。开始还有电话，说是在矿山，工作累但挣钱多。上个月突然断了联系。家属到处打听，才从一个逃回来的人那里得知——根本不是什么矿山，是电诈园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们想去要人，乡里不让。”老余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说那边乱，去了可能回不来。可我儿子……我儿子才二十五啊……”
屋里一片死寂。秦卫东的手握成了拳头，罗建国的脸色铁青。周明远别过脸去，李悦教授咬紧了嘴唇。
林枫握住老余的手：“老余，你放心。你儿子的事，我们管到底。省里正在部署专项行动，一定会想办法解救被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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