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渊老先生那几本家传旧书，被李星辰用一块干净的蓝布仔细包好，带回了栖凤坪支队指挥部。他没有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和苏婉清、陈远以及夜校的几位骨干教员一起，小心翼翼地翻看、讨论。
书确实不算珍本，但内容很杂。
有《齐民要术》的残本，记载了些许农事经验；有《肘后备急方》的民间抄本，罗列了些草药方子；更多的是《四书章句集注》《古文观止》之类的常见书，但上面有苏老先生祖辈的批注，有些见解颇有意思。
还有几本晋中地方风物志，记载了本地的山川地貌、物产风俗，甚至有些关于气候、水文的零星观察。
“这些书，是宝贝。”李星辰指着那堆书，对围坐的几人说，“不能光放着。婉清，你牵头，组织夜校里识字多、理解力好的学员，特别是那几个学医的和种田的好把式，把这些书里有用的东西，一点点抄录、整理出来。
农事经验，结合咱本地老农的土办法，看能不能总结出更实用的耕种技巧。
医药方子，要谨慎，先请教懂行的郎中，确认无害有效，再简单推广。地方志里的东西，对咱们了解本地情况，大有帮助。”
苏婉清眼睛发亮，用力点头：“我明白！这是把故纸堆里的死知识，变成活用的好东西！我马上组织人来做。”
陈远拿起那本《肘后备急方》的抄本，翻看着上面有些模糊的字迹，感慨道：“咱们根据地缺医少药，老乡们有个头疼脑热，往往硬扛。要是这里面真有些便宜有效的土方子，那可是能救命的。
司令员，你这‘过目不忘’的本事，用在这儿正好，看一遍就能记住，整理起来也快。”
李星辰笑了笑，没多说。系统奖励的“过目不忘”技能，他这些天已初步体验其妙用。看书、看地图、听汇报，效率惊人，信息仿佛自动印在脑子里，还能进行快速关联比对。
这对他掌握全局、制定策略帮助极大。至于“文明火种徽章”，他将其悄悄放在了指挥部兼夜校教室的房梁隐蔽处，那股微弱的、令人心神宁静坚定的暖意，似乎真的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经常出入这里的人。
文化建设，在李星辰看来，绝非仅仅是识字扫盲。它关乎人心凝聚，关乎思想启蒙，更关乎一个民族、一个政权未来的根基。在栖凤坪及周边已初步稳固的村庄，一套简易但行之有效的文化教育管理体系，开始尝试建立。
首先，是“识字岗哨”。在各村口、民兵队部、合作社门口，挂上小黑板，每天由夜校学员轮流写上几个常用字、一句口号或一条简单的政策宣传语。村民进出，认一遍，读一遍。日积月累，效果显着。
其次，是“小先生制”。选拔夜校中学习好、有热情、表达清晰的青年或半大孩子，经过简单培训，回到各自村子、邻里，利用田间地头、饭前饭后的零碎时间，教周围的乡亲识字，讲听到的抗日道理、生产知识。
这些小先生，成了文化传播最活跃的“毛细血管”。
再者，是“流动书包”。用结实的粗布缝制书包，里面装上几本边区编印的通俗读物、识字课本、歌曲本，以及从苏家旧书里整理出的实用知识小册子，在各村之间定期流动传阅。由民兵或妇救会成员负责传递和登记。
最后，是“读书会”。在夜校学员和各村积极分子中，组织不定期的读书讨论会。
不拘泥于书本，更多是结合自身经历，讨论“为啥穷人受欺负”、“鬼子为啥一定要打”、“以后的好日子是啥样”。这种讨论，往往能碰撞出最朴素也最坚定的信念火花。
“制度是骨架，内容是血肉，思想是灵魂。”
在一次军政干部联席会议上，李星辰总结道，“咱们的文化工作，骨头要硬（制度坚持），血肉要丰满（内容实用），灵魂更要正（爱国、抗日、为民）。只有这样，才能扎下根，才能经得起风浪。”
苏婉清负责具体落实。她展现出了惊人的组织才能和热情，将这几项措施推行得有声有色。看着她日渐清瘦却精神焕发的脸庞，李星辰心中既欣慰，又有些心疼。
两人的关系，在那一夜月光下的互诉心意后，有了一层无需言说的默契。忙碌的工作中，一个眼神的交汇，一次短暂的并肩而行，一杯悄悄递过来的热水，都蕴含着无声的温情。
但战事紧张，重任在肩，谁也没有太多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那份悄然滋长的情愫，反而在共同的奋斗中，沉淀得更加醇厚。
这日，小王庄夜校的“大课堂”里，气氛有些不同。
往常多是识字、唱歌、讲抗日故事或生产知识。
今天，李星辰却拎着个木头箱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陈远和支队里唯一一个读过几年新式学堂、略懂些物理化学的战士，名叫孙学勤，是个十八九岁、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打仗勇敢，平时却有些腼腆。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咱们不识字，也不唱歌。”李星辰把木箱放在用石板搭成的简易讲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咱们今天，玩点‘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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