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兆辉没有说话，从箱子里拿出一沓厚厚的钞票，数了五千块，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现金都拿了出来，一起塞到了女工的手里。
“拿着吧，给你丈夫治病。”段兆辉的声音有些沙哑，“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
女工接过钱，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抱着孩子，对着段兆辉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跑了出去。
队伍越来越短，箱子里的钱也越来越少。最后，段兆辉把自己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摘了下来，递给了最后一个领钱的年轻工人。
“我身上就剩这块表了，是我刚当厂长的时候买的，值点钱。你上个月的工资，就用这个抵吧。”
年轻工人连忙摆手：“段厂长，不用了，我……”
“拿着。”段兆辉把手表塞到他手里，“是我欠你们的。”
所有人都领完了钱，陆陆续续地走出了车间。有人回头看了一眼段兆辉，眼神复杂。没有人说再见，也没有人说谢谢，但也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他。
很快，整个化肥厂就空了。
机器彻底停了下来，没有了轰鸣声，没有了蒸汽，也没有了工人的说话声。偌大的厂区，只剩下段兆辉一个人。
他把空了的铁皮箱子放在一边，慢慢地在厂区里走着。
他走过合成车间，摸了摸那台他还操作过的压缩机。上面已经布满了油污和灰尘，还有一道深深的划痕，那是他二十岁那年，第一次独立操作时不小心弄的。当时师傅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然后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调整阀门，怎么判断压力。师傅说：“兆辉啊，干我们这一行，容不得半点马虎。机器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要是糊弄它，它早晚要糊弄你。”
那时候，他把师傅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每天第一个进厂，最后一个离开，脏活累活抢着干，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能三天三夜都呆在厂子里。那时候，他和工人一起吃在食堂，住在宿舍，谁家有困难，他第一个伸手帮忙。那时候，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把化肥厂办好，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他走过锅炉房，看到了那台老旧的锅炉。当年就是他带头，对锅炉进行了技术改造，让煤的利用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为厂里省了一大笔钱。因为这件事，他被评为了省工人模范，戴上了大红花，去省里开了会。回来的时候，全厂的工人都在门口迎接他，敲锣打鼓，放鞭炮。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他走过办公楼，走到了厂长办公室门口。他推开门，里面还是他熟悉的样子：宽大的办公桌，真皮的老板椅，墙上挂着他和各级领导的合影。他走到办公桌前，坐在老板椅上，转了一圈。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是第一次有人给他送烟送酒的时候？还是第一次有人把厚厚的信封塞到他抽屉里的时候？是看到别的厂长都住上了大房子，坐上了小轿车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却不如那些投机倒把的人过得好的时候？
他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第一次收礼的时候，他心里忐忑不安，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把那个信封藏在床底下，藏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忍不住打开了。里面是五千块钱，相当于他当时一年的工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渐渐地，他习惯了别人的奉承，习惯了收礼受贿，习惯了高高在上。他开始疏远工人，觉得他们粗鄙、无知，只会给他添麻烦。他开始把厂里的钱当成自己的钱，随意挥霍，中饱私囊。他买了大房子，买了小轿车，给亲戚安排了最好的工作，却忘了那些跟着他一起打拼的工人，还在为了温饱发愁。
他甚至变得心狠手辣。
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腐行为，他打压异己，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调离了重要岗位。为了拿到项目，他不惜行贿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为了让会计关婷顺从他，他威胁她，恐吓她，甚至派人去骚扰她的家人。
段兆辉靠在老板椅上，看着天花板，突然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觉得自己真可笑。
辛辛苦苦一辈子，从一个学徒工干到国营大厂的厂长，本来应该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结果却落得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捞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东西，可到头来，什么也带不走。那些钱，那些房子，那些车子，都变成了压在他身上的罪证，变成了他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他想起了师傅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的话：“兆辉啊，当领导要当好领导，做人要做好人。千万不能忘了本，忘了根啊。”
当时他满口答应，可转头就把师傅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师傅的话，可一切都晚了。
“呜——呜——”
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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