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吃得不多,每样尝了一筷子就放下了。
卢润东问他是不是不合胃口,他说不是,是想起来当年在东北的时候,每年冬天厨房里也常做狍子肉。
那时候父亲还在,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父亲总是把最好的肉夹给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但夹菜的手停了一下。卢润东没有接话,只是把他面前那盘狍子肉往他那边推了推。
杨虎城倒是吃了不少,他刚从海参崴回来,在港口工地上跟工程兵一起搬了好几天水泥袋,体力消耗大,饭量比平时翻了一倍。
他边吃边说:“这狍子肉在陕西吃不到,在太平洋边上也吃不到,只有北海那地方有。打完仗之后,我得让赵尚志给我多留几只。”
陈赓说打完仗你还想留在北海边上打猎?
杨虎城说不是打猎,是养老。
满桌人都笑了,杨虎城没笑,但他低下头继续吃肉的时候,嘴角分明弯了一下。
九月下旬的海参崴,海风从太平洋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咸腥的潮气。
杨虎城站在港口的码头上,看着打捞队的工人们把最后一艘沉船从航道里拖出来。
那是一艘苏联侵略者撤退时凿沉的运输船,船身侧翻在航道正中,堵了好些天,打捞队用浮筒把它从水底托上来,钢缆拉得嘎嘎响,船身露出水面时上面挂满了海藻和贝壳,像一只从深海里捞出来的怪物。
海水从船身上的破洞里哗哗地往下淌,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
“航道通了。”打捞队长站在码头上,拿着步话机向杨虎城报告。
他脸上糊着油污和汗,咧着嘴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门牙上有一颗是镶过的银牙,在太阳下反了一下光。杨虎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是个话不多的人,部下们都知道。他只是在码头上走了几步,用军靴的鞋底试了试水泥地面的坚实程度,然后蹲下来,用手掌在码头上拍了两下。水泥很结实,侵略者走的时候没来得及破坏,只是表面被炸出了几个坑,补一补就能用。
他站起身来,沿着码头往前走。港口的主体结构完好,几座起重机的钢架锈迹斑斑但骨架还在,最粗的那座吊臂上还挂着苏联人撤退时没来得及取下的铁钩,铁钩上生了红锈,被海风吹得微微晃动。
仓库的屋顶需要修补,但墙体没有裂缝,窗户玻璃碎了几块,后勤队正在一块一块地换。
航道两侧的防波堤往海里延伸出去,堤头上还留着几个被炸毁的岗哨残骸——侵略者撤退时用炸药炸塌了岗哨的顶盖,但堤身完好无损,水泥的厚度经得起海浪的冲击。
杨虎城在防波堤上站了很久。
海风吹得他的军大衣下摆猎猎作响,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海平线。
太平洋的海水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由近及远,从浅蓝变成靛蓝再变成墨蓝,最后在天际线上融进灰白色的云层里。
海平线上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往东飘。他身后,工程兵们正在码头上忙碌,有人扛着水泥袋小跑着往仓库方向去,有人在起重机的钢架上绑着安全绳除锈,铁锤敲在钢架上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
有人在大声喊“水泥不够了,再去库房领两袋”。有人在吹口哨,调子是陕北民歌《兰花花》,在空旷的码头上飘得很远。
杨虎城在防波堤上站了很久。
他想起几个月前在大同军情室里,卢润东跟他说“太平洋沿线由你负责”的时候,他还觉得那是个很遥远的任务。
现在他站在太平洋边上,脚下踩着被中国人自己打回来的港口,那片海就在他面前,蓝得发黑,深不见底,往东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
他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接下来的部署:防波堤上的岗哨要修几座,港口入口处的永固机枪掩体要打多深的地基,库页岛的哨所完工之后怎么跟海参崴联动,机动巡逻队的快艇到了之后怎么编组。
这些事千头万绪,但每一件都必须要做。
“给哈尔滨发报。”杨虎城转过身,对身后的机要员说,“就说海参崴港口航道已通,码头完好,即日启动修复计划。另:站在港口能看到太平洋,海水很蓝。”
机要员飞快地在电报纸上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听到最后一句时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杨虎城一眼。杨虎城已经转过身去继续看海了,只留给他一个被海风吹得军大衣鼓起来的背影。
机要员低下头,把“海水很蓝”四个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电报末尾。他想了想,又在后面加了一句:“防波堤上风大,但阳光很好。”
电报发到哈尔滨时,卢润东正在军情室里和张学良讨论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编组方案。
桌上摊着一张东北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几个主要产粮区的位置——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每一个都是未来的粮仓。
他把杨虎城的电报看了一遍,提起笔在电报上批了几个字:港口修复计划尽快上报。另:太平洋很蓝——下次多发几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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