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国给出的抉择，像一块沉重的磨刀石，压在每个原国民党士兵的心头。岩洞里安静了许多，往日里偶尔的低声交谈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时间的沉默和各自思索的目光。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决定，它关乎信仰、习惯，甚至是对自身身份的重新认定。
李老蔫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岩洞入口附近，望着外面被山林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一坐就是大半天。他那杆老套筒就靠在手边，被他擦拭得锃亮，仿佛那是他与过去唯一的、坚固的连接。王指导员试图找他谈过几次，但李老蔫大多时候只是“嗯”、“啊”地应付着，眉头紧锁，不置可否。他需要时间，需要权衡，更需要为手下这几十号兄弟的未来负责。
万全则展现出了他善于分析和适应的特质。他没有过多纠结于“名分”问题，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八路军战术和根据地运作模式的观察和学习中。他拖着尚未痊愈的腿，尽可能地参与周卫国和老马组织的各种侦察和地形勘察，用他那小本子记录下一切有用的信息——日军的巡逻规律、补给线弱点、适合设伏的地点，甚至是一些可食用的野菜和草药的特征。他的冷静和务实，让他更快地融入了新的环境，也赢得了周卫国等人更多的尊重。
我，黄大山，内心的挣扎同样激烈。八路军的战斗方式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更灵活、更主动，也更……像“人”的战斗方式。它不再是将士兵当成消耗品填入战壕，而是强调智慧、技巧和生存。周卫国、老马、二柱这些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国民党军官的、更加贴近泥土的气息，他们与这片山林浑然一体，像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这让我感到亲切，也让我向往。
但内心深处，对二蛋下落的牵挂，像一根无形的线，牵绊着我。如果他还在某处挣扎求生，我加入了八路军，是否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他的寻找？这个念头让我寝食难安。
就在这种微妙而压抑的气氛中，周卫国并没有停止对我们的“锻造”。在他看来，无论我们最终如何选择，多掌握一分杀敌保命的技能，总归是好的。而接下来的训练，则更加严酷，也更加……致命。
“光会摸哨和破坏还不够。”周卫国站在我们面前，语气冷峻，“鬼子吃了亏，会变得更狡猾，警戒会更严。我们需要能在远距离上，悄无声息地除掉敌人眼睛和牙齿的人。”
他所谓的“眼睛和牙齿”，指的是日军的哨兵、机枪手、掷弹筒手，以及低级军官。
“从今天开始，挑选有潜质的人，进行狙击和精准射击训练。”周卫国的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了我和另外几个枪法相对准、性子也比较沉静的人身上，“黄大山，你算一个。”
我愣了一下。狙击？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些陌生。在以前的部队，神枪手也有，但更多的是在阵地防守时进行压制射击，像这种带有强烈猎杀色彩的精准狙杀，并不多见。
训练随即展开，教官是老马和一个名叫“老耿”的沉默老兵。老耿话极少，脸上有一道狰狞的疤痕，据说以前是东北军的猎户出身，枪法如神，后来队伍打散了，才加入了八路军。
训练的内容极其枯燥，也极其考验耐心。
第一课，不是射击，是“呼吸”。如何在高强度运动后快速平复呼吸，如何在瞄准时保持呼吸的平稳悠长，甚至如何在扣动扳机的瞬间，做到呼吸的短暂停顿。我们趴在冰冷的岩石上、潮湿的草丛里，一趴就是几个时辰，只为了找到那个最适合击发的、身体几乎完全静止的瞬间。
第二课，是“测算”。没有先进的测距仪，全靠经验和眼睛。老耿教我们如何利用参照物——比如已知高度的树木、电线杆，或者成年人的肩宽——来估算距离；如何判断风向和风速，以及它们对子弹轨迹的影响；甚至还要考虑温度和湿度这种细微的因素。万全的数学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很快总结出了一些简易的换算口诀，帮助大家记忆。
第三课，才是“瞄准”和“击发”。用的不是我们常见的中正式或三八大盖，而是几支经过挑选、精度相对较好的步枪，甚至还有一支加装了简易光学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也是缴获品）。老耿强调“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扣动扳机的动作要轻柔、自然，不能有任何多余的发力，要让子弹的射出成为一种“意外”，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瞄准线的影响。
我学得很投入。这种极度依赖个人技巧、冷静和耐心的战斗方式，莫名地契合了我那有些敏感和喜欢观察的性子。当我趴在伪装良好的阵位上，透过准星观察着远处模拟的目标（一块石头，或者一片特殊的树叶）时，时间仿佛变得缓慢，外界的喧嚣都被隔绝，整个世界只剩下我、我的枪，和那个需要被锁定的“点”。这种感觉，与我拉二胡时那种沉浸其中的状态，有某种奇异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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