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行刑那天，是六月。
法警推开监室铁门的时候，我正靠在墙上闭目养神。
其实没睡着，只是不想睁眼。睁开眼是那盏刺眼的灯，闭上眼也是那盏刺眼的灯，没什么区别。
杨远清，走了。
我了一声，站起来。
手铐脚镣冰凉，蹭在腕骨上那道旧疤上——那是八七年车间里那台冲压机啃的，二十多年了，阴天还痒。
我走得很稳，这辈子最后一段路了，摔了也难看。
下车的时候，太阳正从东边的山脊上冒出来。
山坡上长满了草，绿得有点刺眼。
一只灰麻雀从头顶飞过，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我这一辈子，飞机坐过成千上万次，京城、沪上、香港、旧金山，航线画得比地图还密。
可那只麻雀飞的那一下，我忽然有点羡慕。
我以为走到这一步会怕。
怕的人我见过几个，有尿裤子的，有念经的，有哭着喊冤的。
我倒没怕，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拿勺舀过一遍，什么都没剩下。
那些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梦想集团的股价、杨家的脸面、薛玲荣的哭闹、杨旭的作天作地……
此刻都轻得像那麻雀尾巴上的一根毛。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远处有鸟叫了一声。
法警在我旁边站定，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沉默了很久。
其实有。
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说什么都矫情。
我这一辈子没跟谁道过歉，临死了装什么君子。
没有。
我低下头，闭上眼睛。
心里有个名字，我没脸说出口。
清欢。
我已经很久没叫过这个名字了。
年轻时候不敢当着薛玲荣叫，老了不敢当着杨帆叫，现在要死了，又叫不出口了。
怕一叫出来，就再也放不下。
2、
倒回去想，这辈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歪的？
我想了好几次，想找个确切的日子。
是跟薛玲荣那场晚宴？是八六年宋清欢离世？还是九五年杨帆回来，我转身走的那一刻？
后来我发现，都不是。
是更早的事。
一九七五年，金陵老厂，车间里机油味呛人。
我亲手焊了台绕线机，比国营厂那台便宜一半，效率还高两成。
那时候梦想集团这名儿还没影儿，我只想做一台机器，卖出去，再做十台，再卖出去。
我出生的时候，杨家在金陵已经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了。
我是家里独子，整个杨家从上到下都把我当宝贝一样捧着。
我小时候住的是青砖大院，吃的是精米白面，读的是金陵最好的学校。
所有人都说我命好，生在了好时候，投在了好人家。
我也觉得自己命好。
高考还没恢复前，我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了大学。
那天我父亲高兴得喝了半斤酒，拉着我的手说：远清，你是杨家的长子嫡孙，你要争气，要把杨家发扬光大。
我说：爸，你放心，我一定让杨家成为金陵最大的家族。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到。
上了大学，我一边上学一边管理工厂。
我爹把电风扇的生产销售交给我。
我跑市场、跑客户、跑政策、跑关系，几乎把周边几个城市跑了个遍。
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别人周末在家休息，我周末在车间里跟工人一起拧螺丝。
一年下来，电风扇的销售额翻了两番。
金陵城里的长辈们提起我，都说杨家出了个好后生。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宋清欢的。
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找一个教授谈技术合作，路过办公楼前那片银杏林。
长椅上有个穿月白色褂子的姑娘在看书。
风吹过来，她抬眼看了我一下。
就那一眼。
后来我托人打听，知道她是赵家的女儿，叫宋清欢，学经济的。
赵家在京城有点根基，她爸是部委的。
如果能娶到她，赵家的资源就是我的资源，赵家的人脉就是我的人脉。
我承认，我从一开始接触她，就带着功利心。
但那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男人嘛，想要把事业做大，有些东西是必须要争取的。
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她不是那种会撒娇的女孩子，读过很多书，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常常聊到深夜。
她说过一句话，我到死都记得。
她说：远清，你这个人的问题是，你想得太简单了，企业发展走快了反而会出问题。
我拍了拍胸脯：不会的，我走得再快，也不会把你弄丢。
她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
结婚时，赵家没来人，倒是送来一幅字。
宜室宜家。
裱好了，挂在书房墙上。
我那会儿不懂，只当是岳丈的客气，笑了笑，没往心里去。
后来才知道，《诗经》里这话是说——让这家里和顺，你得善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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