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和赵若媚提着皮箱走上了通往“安庆”号的跳板。跳板很窄，两个人并排走的时候肩膀擦着肩膀。赵若媚走在他右边，左手提着一只皮箱，右手伸过来攥住了他大衣袖子的边缘——就是今天下午她拽着他的那同一只袖子。
登上甲板的时候，赵若媚忽然停了一下。她转过身，越过船舷的栏杆，看向岸上。岸上的探照灯把整个码头照得如同白昼，货堆的黑影和草绿色的油布遮篷交织在一起，那个穿深色风衣、叼着烟斗的老人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他已经消失在栈桥尽头那片黑暗里，只有烟斗里那一丁点微弱的火光还在远处忽明忽灭，一颗琥珀色的星。
她轻轻握了一下他的胳膊，然后松开了手。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转过身，面朝南方的方向，把围巾往上拉了一下，围巾的边缘遮住了她下半张脸。那双眼睛在夜幕中看向远方的海面，海面上一片漆黑，只有几盏停靠在锚地上的货船桅灯在远处微弱地闪烁，像是一串被摘下来随意撒在海面上的星星。
“呜嗡——嗡——嗡——”
震耳欲聋的船笛声响起。那声音低沉、绵长、带着一种透过钢铁和海水传递过来的震颤。汽笛声不只是从耳朵里传进来，而是透过甲板的钢板传到鞋底，顺着腿骨一路向上震颤到胸腔里。
王汉彰感觉自己的胸口被那低沉的震动嗡得发麻——那不是害怕，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更深处的、说不清的震颤。站在船舷边上，他低头看着码头上那几个黝黑粗壮的码头工人解开系在岸桩上的缆绳。湿漉漉的麻绳被从海水里拎起来，海水顺着绳缆的纤维纹路往下滴，落在铁栈桥上发出嗒嗒嗒嗒的声响。巨大的铁锚被蒸汽绞盘缓缓拉起，锚链在锚眼中一节一节地咬合滚动，发出沉重而笨拙的金属碰撞声——哐——哐——哐。
“安庆”号缓缓地离开了泊位。船头在海面上划出一道慢慢展开的白色的尾迹，泡沫在船尾下翻涌了一阵就消融在深黑色的海水里。轮船汽笛再次鸣响，比第一次更浑厚、更悠长。
海面上，夜风从南边吹来。商船以每小时十二节的速度平稳地向南行驶，船身轻微地左右摇摆，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温柔地推搡着摇篮。岸上的天津港渐渐变小，探照灯的光柱最先变成了几根细细的白色指针，然后探照灯也缩成了一颗颗微弱的白色光点。
商船在夜幕中航行，整座城市的轮廓都被海雾溶解成一层淡淡的、漂浮在水天相接处的灰白色薄暮。最后消失的是港区里那根高耸的烟囱——那是老龙头火车站旁边发电厂的烟囱，白色和红色的航标灯在夜里交替闪烁着，交替，闪烁，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然后闪烁就融进了黑暗里。
商船一路向南。七天之后，“安庆”号停靠在了香港中环天星码头。
天星码头的钟楼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维多利亚式的灰白色，码头工人穿着破旧的衣衫，肩上的麻袋从跳板上来回奔忙，吆喝声里夹杂着广东话的九声六调和带南洋口音的英语。
赵若媚站在船舷边上，看着岸上那些沿街悬挂的五颜六色的中英文招牌，眼睛亮了一下。她拉了拉王汉彰的袖子，指着码头对面那排骑楼下摆满了热带水果的小摊，笑着说了句什么——海风把她的话吹散了，王汉彰没听清，但他能看到她在笑。这是上船之后她第一次笑得这么轻松。
詹姆士先生订的开往英国的船票是第二天晚上八点，所以他们在香港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下船转转。
王汉彰和赵若媚从中环天星码头出来，沿着皇后大道中往西走了一段，在老街上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
他们洗了热水澡，把在船上闷了好几天的衣服换了下来，第二天上午又去汇丰银行凭旅行支票取了一千英镑的现金。
下午他们沿着半山区的石板路漫步，香港的海风带着一股南中国海特有的盐湿气，12月的天气不冷不热，路边的三角梅花开得正盛。
赵若媚说，她从前在南开图书馆里翻到过一本画册，里面有一张香港港口的彩色版画，远处是太平山，近处是满港的帆桅——现在亲眼看到，比画册上还好看。
晚上六点，他们回到中环天星码头，登上了太古洋行的玛丽皇后号。这是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蒸汽邮轮，烟囱漆成漂亮的红白相间，船桥两侧的舷灯已经点亮了。
王汉彰和赵若媚在穿制服的船员引导下，沿着铺了厚地毯的走廊来到上层甲板的头等舱双人间。推开房门的时候，赵若媚轻轻地“啊”了一声。
房间不算大，二十平米左右，但布置得精巧而舒适——实木地板打了一层薄蜡，在舷窗透进来的最后一缕暮光中泛着琥珀色的光泽；独立卫生间里装着白瓷洗手盆和带烫衣板功能的壁柜；中央暖气已经打开了，干燥温暖的空气和走廊里阴冷的海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舷窗外，天色正在从深蓝变成墨黑，海平线上最后一道橘红色的晚霞正在被夜海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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