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皇后号抵达南安普顿时，时间已经是1936年1月28日。
整整四十天的航行。四十天里，王汉彰学会了在酒吧里点一杯不加冰的威士忌和小苏打水，学会了分辨海鸥和军舰鸟在天空中飞行姿态的不同。赵若媚每餐都点了那道腌鲱鱼配煮马铃薯，笑着说是找点英国的味道。
当南安普顿港灰白色的混凝土防波堤和远处陆地上积雪斑驳的丘陵终于从浓雾中浮现出来的时候，王汉彰站在舷窗边，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不是因为冷——船舱里的暖气还在烧，而是因为一种更深处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觉。他要踏上那片只在詹姆士先生客厅油画上见过的岛国了。
邮轮到港时，南安普顿码头的天空低低压着浓雾。那种雾不同于天津海河上冬日清晨那种带着煤烟和炉火气味的热雾，而是一种阴冷的、潮湿的、从英吉利海峡深处爬上来的水汽，无孔不入地钻进人的衣服里、骨头缝里。
王汉彰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把围巾往上又拉了一寸，可那股湿寒还是从鞋底渗上来，从他的脚趾一路往上游走，冻得脚趾发木。
上午十点，王汉彰和赵若媚提着两只棕色牛皮箱，跟着下船的乘客队伍缓慢地往前挪，通过了南安普顿港海关的检查关口。海关官员是个面色红润的秃顶中年男人，翻开他们的护照看了看，用食指敲了两下护照上的那个英租界工部局的印章，然后挥了挥手，用含糊不清的伦敦口音嘟囔了一句像是“欢迎”的话。
走出海关大楼的玻璃转门，他们站在了南安普顿港码头外的铁栏杆边上。王汉彰把两只皮箱放在脚边，直起腰来，深深地吸了一口英国的第一口空气。
那空气是灰色的。不是比喻，是真真切切的灰色——弥漫在天地之间、把所有色彩都洗褪了一层的大西洋冷雾，带着一股他从未闻过的气味。
煤烟、湿羊毛、潮木头、远洋货轮烟囱里排出来的重油燃烧后的焦味和英吉利海峡深处飘上来的咸腥海藻味，被气温很低的水汽揉成一团，挂在他每一次呼吸的通道上。
天空是灰色的。不是那种暴风雨前的深灰，而是那种能让你忘了天空本来是什么颜色的、永恒不变的铅灰色。
房子是灰色的，码头旁边那几排仓库的石墙在雾中看不出原本的红砖色，只能看到一片湿漉漉的深灰。
路是灰色的，石板路面被雾气润湿以后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和久年累月被马蹄铁磨出来的亮光混在一起，变成了介于灰和黑之间的一种冷冽的浊色。
甚至连人穿的衣服也是灰色的——几个从海关大楼出来的英国码头职员都穿着灰色的斜纹呢大衣，领子竖得笔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带着一种他这个天津卫来的人完全无法看透的冷静。
他攥着詹姆士先生交给他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指尖能摸到信封内侧电报地址的凹凸字迹。他正准备找个地方打电话，就在这时，赵若媚拽了拽他的大衣袖子，往路边一指，轻声说：“汉彰，你看那——”
码头边上的人群稀稀拉拉，大多是接站的家属和招揽生意的旅店掮客。但在那排等待的人群的最前排，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英国男人正举着一块浅色的硬纸牌，牌子上用黑色墨水写着工工整整的一行英文字母：MR. WANG HAN-CHANG TIENTSIN（王汉彰先生 天津）
那个英国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厚呢大衣，大衣的下摆被海风吹得微微翻起，露出里面深蓝色的西装裤腿。他戴着一顶同色的呢料礼帽，帽檐压得不高不低，刚好遮住额头。脸是典型的英格兰面孔——略长的脸型，鼻梁挺直，嘴唇很薄，下巴方正。他站在人群中不像别人那样伸长了脖子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纸牌举在胸前，目光平视着下船乘客的队伍，偶尔有性急的人从他面前挤过去，他微微侧身让一下，手里的纸牌纹丝不动。
王汉彰提着皮箱，带着赵若媚穿过人群中斑驳的肩背和行李箱的棱角，走到那个男人面前。他正想开口，但那个男人的目光先一步在他们两人身上快速扫了一遍，从王汉彰的脸看到他的大衣，从大衣看到赵若媚的脸，再从赵若媚的围巾上扫回王汉彰的手提箱。这个审视的过程大约只有两秒钟，但用来掂量一个人的分量，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显然已经足够了。
然后他先开了口，没给王汉彰说话的机会。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从天津来的王先生吧？”
王汉彰笑了笑，点了点头。
“哦，我的上帝。”那男人举起手在空中拍了一下自己戴着手套的另一只手掌，发出一声皮手套撞击皮手套的沉闷声响，然后把纸牌夹在腋下，向前踏了一步，他那张一直绷着的脸上忽然绽开了一个笑容——那笑容颇有些夸张，和他刚才那股严肃冷淡的做派之间有一种非常英国人式的、不自然的巨大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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