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常务会议室的空气,在财政部部长刘永康说完那句“钱从哪里来”之后,凝固了。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着十几位领导,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林杰坐在中间,手里还握着陈芳那封信的复印件。
他刚才念信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在会议室里。
刘永康今年六十二岁,在财政系统干了四十年,说话向来直接。
他翻开笔记本,念出一串数字:“目前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约三百二十万人,其中在编教师一百一十万,合同制教师二百一十万。在编教师年均工资八万四,合同制教师四万八,差三点六万元。”
他抬起头,看向林杰:“如果要把合同制教师的工资提高到在编教师的80%,也就是从四万八提高到六万七,每人每年增加一万九。二百一十万人,就是四百亿。如果按林杰同志说的中央和地方各承担50%,中央财政每年要新增支出二百亿。”
他顿了顿,继续说:“这还只是工资部分。如果同步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公积金缴存比例,每年还要增加一百亿左右。加起来,中央财政每年新增支出三百亿。”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刘永康合上笔记本:“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学前教育总投入是一千二百亿。如果突然增加三百亿,钱从哪里出?砍其他项目?哪个项目能砍三百亿?教育?医疗?还是社保?”
问题扔给了所有人。
发改委主任王建国轻咳一声:“永康同志说得有道理。但幼师待遇问题确实突出,不解决不行。能不能分步走?比如今年先提高50%,明年再提剩下的?”
“提高50%也要一百五十亿。”刘永康说,“而且一旦开了口子,明年、后年怎么办?幼师工资要跟中小学教师拉平,那中小学教师要不要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现在是‘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很多地方还没完全落实。如果幼儿园教师先涨了,中小学教师会怎么想?”
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一张,后面全跟着倒。
林杰等所有人都说完,才开口:“永康同志算的账,我都认。三百亿,确实是一笔大钱。但我想请大家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花这三百亿,十年后要花多少钱?”
所有人都看向他。
“现在幼师行业留不住人,好老师纷纷转行。为什么?因为收入太低,没有尊严。”林杰举起那封信,“这位陈芳老师,工作十年,带过两百多个孩子,其中三十多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十多个残疾儿童。她把自己的青春都给了这些孩子,但她的婆婆住院,她连五千块押金都拿不出来。”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如果我们继续让这样的老师寒心,让这样的行业凋零,十年后,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幼师?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谁来教?请保姆?请退休大妈?还是干脆不上幼儿园?”
会议室里很安静。
“至于钱从哪里来,”林杰转向刘永康,“我建议从三个方面想办法: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比如‘三公’经费可以再压5%,这就是几十亿;第二,提高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教育投入的比例,从现在的不到5%提高到8%,这又是几百亿;第三,建立多元投入机制,鼓励企业、社会捐赠,给予税收优惠。”
刘永康摇头:“林杰同志,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现实是,压三公经费,各个部门都会叫苦;提高学前教育投入占比,其他教育阶段就会减少;社会捐赠更是不稳定,不能作为经常性收入来源。”
“那永康同志的意思是,这事就不办了?”林杰问。
“不是不办,是要缓办、分步办。”刘永康说,“我建议,先选择几个财力好的省市试点,比如京、沪、浙、江。中央给予适当补贴,地方配套,摸索出经验后再全国推广。这样财政压力小,风险可控。”
“那财力差的省份怎么办?”林杰追问,“甘、青、贵的老师,就活该拿低工资?”
“可以给予更高比例的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林杰打断他,“去年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四千亿,真正用到学前教育的有多少?不到10%。为什么?因为地方可以统筹使用,很多钱被挪到更‘显眼’的工程上去了,建大楼、修操场、买设备。老师的工资?那是软投入,看不见摸不着。”
这话戳到了痛处。
主持会议的领导开口了:“这样吧,林杰同志和永康同志会后单独沟通,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原则是,幼师待遇必须提高,但也要考虑财政可持续。具体怎么提、提多少、钱从哪里来,你们商量。”
散会后,林杰在走廊里叫住刘永康。
“永康同志,去我办公室坐坐?”
刘永康看看表:“二十分钟后我还有个会……”
“就十分钟。”林杰说,“有些话,会议室里不方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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