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卫国、万全他们分别，仿佛割裂了某种坚实的依靠。我们这支六人小队——沉默寡言却经验丰富的老耿、熟悉路径但心事重重的老马、机敏灵巧的二柱、另外两名八路军老兵（一个叫大牛，一个叫石头），以及心怀执念的我——像一滴水珠，重新汇入了太行山苍茫无际的林海，向着东北方向，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跋涉。
气氛与跟随大部队时截然不同。人少，目标小，行动更灵活，但那份孤独感和不确定性也成倍增加。每一步都仿佛踏在迷雾之上，不知道前方等待的是线索，还是陷阱。
老耿和老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队伍的指挥核心。老耿主要负责战术指挥和警戒，他那双看似浑浊的眼睛，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常人忽略的细节——一片被无意踩踏的草叶，一根断口新鲜的树枝，甚至是空气中一丝若有若无的烟火气。而老马，则凭借着他对这片山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记忆，在看似无路的地方找出勉强通行的兽径或是猎人才知的隐秘小路。
我们尽量避开所有可能有人烟的区域，远离村庄和大道，只在最荒僻的山脊、峡谷和密林中穿行。食物再次成为严峻的问题。之前分到的那点干粮，在第一天就消耗殆尽。我们不得不依靠老马和二柱辨识野菜、野果，以及设置一些简单的陷阱捕捉小动物。饥饿，如同附骨之疽，时刻折磨着我们的胃和意志。
我的听觉在这种小规模侦察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我常常被派到队伍最前面，与作为尖兵的二柱配合，一个靠眼睛，一个靠耳朵，提前感知前方的危险。有好几次，我们提前听到了远处日军巡逻队皮靴踩踏碎石的声音，或者伪军搜山队喧哗的叫嚷声，从而及时隐蔽，避免了遭遇。
但更多的时候，只有风吹过林海的涛声，以及内心因茫然而产生的焦灼。
我们按照周卫国指示的方向，朝着可能存在国民党游击队的东北区域摸索。沿途，我们仔细留意着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我们发现了不止一处废弃的营地，有篝火的余烬，简陋的窝棚，但大多都已破败不堪，难以判断是游击队留下的，还是猎人、土匪，甚至是之前扫荡的日军临时驻扎的。
每发现一处痕迹，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靠近，由老耿和二柱先行侦察，确认安全后，再仔细探查。我们会观察篝火堆的构成、遗留的垃圾（如罐头盒、烟头）、脚印的朝向和数量，试图从中读出信息。
有一次，我们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废弃不久的营地。营地收拾得相对干净，但老耿在一块岩石后面，发现了几枚弹壳——是国军制式的中正式步枪弹壳。
这个发现让我们精神一振！
“是咱们的人用过的？”二柱捡起弹壳，仔细看着底火痕迹。
“不一定。”老耿泼了盆冷水，“鬼子也缴获了大量中正式，伪军用的更多。光凭这个，判断不了。”
万全之前教我的分析能力，此刻也派上了用场。我仔细观察着营地的布局和篝火的位置，低声道：“看这篝火的位置，选在背风且烟雾容易散开的地方，和我们之前学的隐蔽要求有点像。如果是伪军或者普通土匪，未必会这么讲究。”
老马点了点头：“有点道理。但这片地方，势力混杂，光靠推测不行。”
我们带着一丝希望，又在附近扩大了搜索范围。最终，是二柱在一棵大树的树皮上，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刻痕——三道平行的短竖线，上面划了一道斜杠。这个标记非常新鲜，树液的痕迹还没完全干涸。
“这标记……没见过。”老马皱着眉头，“不是我们八路军常用的，也不像鬼子或者伪军的。”
“会不会是……那支游击队自己约定的记号？”我心中燃起希望。
老耿盯着那标记看了半晌，缓缓道：“有可能。方向指哪里？”
二柱顺着标记指向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更加茂密、地势也更为崎岖的原始森林。
“跟上去看看。”老耿做出了决定。
我们循着标记指示的方向，继续前进。接下来的路越来越难走，荆棘密布，藤蔓缠绕，有时需要用工兵铲开路。那个神秘的标记时断时续，有时刻在石头上，有时划在不起眼的灌木根部，指引着我们深入这片人迹罕至的区域。
希望与危险并存。在这种地方，遇到自己人的可能性增大，遇到敌人埋伏或者凶猛野兽的概率也同样增加。我们的神经始终紧绷着。
又经过一天艰难的跋涉，在穿过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后，我们在一处小溪边，再次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几个新鲜的脚印，还有溪边一片被压倒的草丛，似乎有人在此取水或短暂休息过。
老耿示意我们立刻隐蔽。他像狸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滑过去，仔细检查着脚印和草丛。
“不超过五个人，离开不到两个时辰。”老耿回来，压低声音说，“脚印杂乱，步履沉重，不像是轻装侦察，更像是一支疲惫的小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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