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第一百五十三场]
那是一道光，没有生机，充满死寂的光，白光。它像一块冻僵的玻璃，斜斜切进我租住的阁楼窗口。凌晨三点的光不该有这样的质地，可它就是来了，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审判意味，把空气里悬浮的尘埃照得像无数粒正在下沉的骨灰。我盯着它看了太久，直到眼球酸涩地抽搐，才发现那光其实是从对面楼顶上的广告牌漏下来的——一个早已熄灭的霓虹灯招牌，不知为何在今夜诡异地闪了最后一下，像弥留之际的瞳孔反光。
学校餐馆大街闹市乡下森林，这些画面也曾闪烁过。比如此刻窗台上那只摔碎的玻璃杯，裂口处映出的光斑，忽然就让我想起小学食堂的不锈钢餐盘。那天我把炒青菜里的虫挑出来，放在餐盘边缘，看它在油星里徒劳地爬动，周围是同学们咀嚼的吧嗒声，像无数只蚕在啃食桑叶。还有去年冬天在乡下老家，祖父坟前的松树被雪压弯了枝，我蹲在坟头抽烟，烟灰落在冻硬的泥土上，忽然看见远处田埂上有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手里牵着风筝线跑，可天上没有风筝，只有铅灰色的云。
在不做主，以做主的自主之间徘徊，有时候越是期待失望越深。就像上周在街角便利店，我盯着冰柜里的红豆沙冰看了十分钟，直到玻璃上凝满水雾，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带钱包。这种时刻总会让我想起阿琳——那个在地铁里冲我微笑过的陌生女人，她的围巾上有颗松脱的纽扣，我盯着那颗纽扣想了一路，要不要提醒她，等我终于鼓起勇气抬头，她已经消失在换乘的人潮里。我们好像从不分成彼此，可却若近若离，就像人行道上并排的两颗石子，被同一个鞋底碾过，却始终隔着半厘米的柏油。
生物的电信号和信息素那种东西最没用了。去年在医院做脑电图，那些黏在我头皮上的电极片，像无数只冰凉的水蛭，记录着我大脑里混乱的电波。医生说我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低于常人，“可能会影响情绪调节”。我盯着检查报告上那些起伏的曲线，突然觉得很可笑——原来我的痛苦是可以被量化的，像超市货架上标着价格的鸡胸肉。信息素就更荒谬了，有次在酒吧，一个香水味浓烈的女人凑过来，她的耳垂上有颗痣，和我母亲年轻时照片上的位置一模一样，可当她的指尖碰到我手腕时，我只觉得一阵生理上的恶心，像触到了一块浸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
反正最后我是把脑袋给剃光了，胡子也刮了。用的是楼下理发店淘汰的旧推子，嗡嗡作响时，黑色的发茬掉在铺着报纸的地板上，像撒了一地烧焦的黑芝麻。镜子里的人很陌生，头皮上有块淡褐色的胎记，形状像片被虫蛀过的叶子。刮胡子时不小心划到了下巴，血珠渗出来，在青白的皮肤上显得格外鲜艳，我盯着那点红看了很久，直到它凝成痂，像一枚小小的琥珀。之后的就想不起来别的东西，只记得推子卡在鬓角时，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啸叫，像某种濒死的鸟。
那些片段碎片，都变得不存在，只依稀记得那么丁点。比如昨天半夜醒来，梦见自己在森林里迷路，脚下的落叶发出干燥的脆响，远处有模糊的光斑在晃动，像是有人提着灯笼在找我。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只能拼命追着那光跑，直到被树根绊倒。在梦境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极力反复地去把它记在脑子里，手指抠进掌心的肉里，想靠疼痛锁住那些画面，可是醒来之后潜意识还是将它扔干净了。就像小时候攒在饼干盒里的玻璃弹珠，被继母一把倒进垃圾桶，我趴在垃圾堆里找了半天，只找到一颗沾满咖啡渣的蓝色弹珠，其余的都沉在记忆的腐殖质里，再也捞不起来。
我们回忆和记忆都不会剩下，剩下就没有别的东西了，除了那丁点的东西。比如此刻我坐在窗边，能想起的只有七岁那年在乡下，祖母煮的红豆汤，锅盖上的蒸汽把窗玻璃糊得白茫茫一片，她用粗布围裙擦玻璃的动作，和我现在擦眼镜的姿势一模一样。除此之外，所有一切之后的梦便记不得了，后来我就醒了，出去吃饭了。街角的兰州拉面馆还开着，老板用漏勺在滚水里晃了晃，捞起一团面条，浇上褐色的牛肉汤，撒上一把枯黄的香菜。我盯着碗里漂着的油花，忽然想起昨夜梦里那片森林，地上的落叶也是这样的颜色，踩上去会发出“咔嚓”的响声，像骨头断裂的声音。
或许现实的悲惨与折磨，不幸和痛苦，这对应着梦境中不存在与存在之间的谬论和相悖吧。就像我抽屉里锁着的那本病历，上面写着“中度抑郁”，可我看着那些字，只觉得像在看别人的故事。前几天去医院复诊，医生问我最近有没有自杀倾向，我想了想说，“没有，只是觉得活着像在看一部没有字幕的外语片，连主角是谁都不知道。”医生在病历上唰唰地写着什么，钢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让我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邻座女生翻书的声音，她的指甲涂成了樱桃红，像沾了血的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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