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纳尔逊先生。”王汉彰没有犹豫。他的回答在纳尔逊话音刚落的那一瞬间就脱口而出，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解读为迟疑的空白。
他远渡重洋四十天，把命拴在一艘从大沽港开往南安普顿的远洋货轮上。他在天津差点被日本人抓去杀掉，差点被萧振瀛当作筹码交到海光寺的兵营里，差点在英租界被自己曾经效力的巡捕房以一份下午四点生效的逮捕令铐起来。
詹姆士先生把他从那张牌桌上赎了出来，押上了自己在军情五处用几十年攒下的所有信誉，替他换了一张船票和一张叠在牛皮纸信封里的两万英镑支票。所以在纳尔逊问出“你愿意吗”的时候，他连一刹那的犹豫都没有。
不管关卡设在哪儿，不管有多难，他都闯。他从天津一路闯到了这里——闯过了日本人的通牒，闯过了萧振瀛的通缉令，闯过了四十天的海上风暴——现在这间办公室里一个英国老军官嘴里的一句“你愿意吗”，他怎么可能不愿意。
但他也知道，从纳尔逊的眼神和语气里他能读到，从詹姆士先生在此前的电报往来中大概也能猜到。对方说的这个“测验”，绝不会简单。
纳尔逊说这话的时候，那双深蓝色的眼珠里还悬着一层尚未沉到眼底的审视，像是在看一枚还没有经过测试的子弹，你不知道这发子弹会不会瞎火。
他不是不相信詹姆士，他只是在等王汉彰自己来证明詹姆士没有看走眼。
听到他的回答，纳尔逊点了点头，脸上浮起一个很淡的、似笑非笑的弧度。那弧度极浅，浅到几乎可以被误读为面无表情。
可王汉彰能分辨出一个考官脸上那种“暂且认可你”的表情和真正的满意之间的细微差别。前者只是默许你继续往下走，后者是认为你已经不需要再测试了。而纳尔逊此刻给他的，是前者。
纳尔逊把烟斗重新叼回嘴里，吸了一口，让那一小团淡蓝色的烟雾在口腔里转了一圈，然后缓缓地从鼻子里喷出来。烟雾在逆光的窗户前飘散，被斜射进来的阳光切成了一条条蓝灰色的薄片，在空气中缓缓地翻滚，消散。然后他把烟斗从嘴角摘下来，搁在烟灰缸边缘，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
“很好。从你毫不犹豫的回答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把手指从桌面上收回来，交叠在膝盖上，语调从刚才的轻松转入了严肃，语速比之前稍慢，每一句话之间都留出了让听者消化的空隙。
“但你也应该明白，做情报工作的，仅仅勇敢是远远不够的。怯懦的人当然做不了这一行，他们会被第一声枪响吓得连自己的接头暗号都忘得干干净净。你必须勇敢。“
纳尔逊话锋一转，继续说：”但只有勇敢的人是做不了这一行的！那样的人更适合去当一名冲锋陷阵的士兵，在堑壕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着听到哨声就翻出战壕往对面的机枪阵地冲。我们需要那样的人，很多很多那样的人，但这个训练班不培养那样的人。这里只培养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智慧。”
他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不是音量重，而是语速和收尾的顿感重。像是把一枚棋子在棋盘上敲定了格子。“现在，我要考考你的智慧。”
他把身体靠在那把皮制高背办公椅的靠背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然后双手交叠放在翘起二郎腿的膝盖上。他开口的语调比之前更沉，不是阴沉——而是那种当你开始讲一个不能被记录在会议纪要里的真实案例时才会用的沉稳。那是一个老情报官在跟一个新学员讲述真实的、在战场上发生过的惨痛教训时的语调。
“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你得到了一份情报——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报，关系到整个战争局势，或者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些情报不是几页纸，不是几百个字可以概括的，而是——好几卷微缩胶片。微缩胶片是什么你知道吗？“
看到王汉彰点了点头，他继续说：“你需要把这份情报安全地送回总部。你的总部在这段路程的另一端。但在返回的路上，你必须要经过一块敌占区。不要想着绕路，那不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时间，你必须通过敌占区，来换取宝贵的时间。”
纳尔逊把手指按在桌面上画了一条虚拟的线，接着说：“敌人的反间谍机构把守着每一条道路，每一个路口，每一座桥梁。他们的搜查极其严格。检查的人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反间谍人员，拿着手电，拆着每一寸布料，翻着每一条夹缝，抖开每一件叠好的衣服。夹带在衣服的夹层里，不行，他们一定会翻开；藏在行李箱的衬里里，不行，他们一定会拆开；藏在挖空了的书的书脊里，不行，那是教科书上最老的一招，早就不管用了。常规的手段，一个都不安全。”
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在空中微微一摊，像是在把这个问题拆散成碎片，然后摊在桌面上，邀请对方来接手，把它重新拼回来。他的烟斗搁在烟灰缸边缘还没有熄灭，一小缕淡蓝色的烟雾从他搁烟斗的方向缓缓地向上飘，在阳光下被拉成一个极淡的、细细的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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