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停下的那扇门上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磨砂玻璃，玻璃上用黑色的油漆印着一行被擦拭磨得有些模糊的大写字母。字的边缘已经微微洇开了：Mr.. NELSON（纳尔逊先生）
查理抬手敲了三下门——不轻不重，太快太慢都不行，是一个反复练过的、存在于机构内部不成文规矩中的节奏。然后他把手放下了，身体微微后倾了一寸，对着门缝清晰地说道：“纳尔逊先生，天津来的王先生到了。”
门内沉默了片刻。那片刻大概只有两秒钟，但在王汉彰的体感里像是被拉长了许多倍。然后传来一个声音。那声音不大，但音质很厚，带着一种似乎已经习惯了下命令的人特有的平静：那种平静不是刻意维持的，而是长年累月形成的、对周围的一切都不需要提高音量就能让所有人听见的沉稳。
“请他进来。”
查理推开了房门，向王汉彰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那手势和他在南安普顿码头上做的一模一样——微微躬身，手掌摊开向前。然后他退后了一步，没有进去，只是用身体把门顶住了，静静地等在门外。
王汉彰点了点头，迈步走进了房间。
房间不算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出头，和赵若媚在剑桥的助教宿舍面积差不多。但因为这间办公室塞满了东西，感觉上要小得多。
门口正对着的，是一张厚重的橡木办公桌，桌面上铺着一张深绿色的吸墨纸，上面放着一份翻开了的文件夹。
办公桌的后面，是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暗色橡木书架，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尺寸、各种装帧的书：硬皮的精装本、软皮的小册子、用绳子绑成一捆的讲义稿，还有几本厚厚的军事年鉴和不知哪一年出版的《简氏防务周刊》合订本。
书架最顶层的空间不够塞书了，横放着一把老式左轮手枪的枪架，枪是拆开的——枪管、弹巢、枪柄分别卡在不同的托位上，枪管金属的表面泛着被反复擦拭后特有的暗蓝色幽光。
房间右侧的窗户外，威斯敏斯特区冬日上午微弱的阳光正试图从云层的缝隙里挤进来。那光线并不亮，却因为逆光而使得窗边的桌面和坐在办公桌后面那人的面孔都笼罩在一层半明半暗的雾状阴影中。
光线从窗框的玻璃上折射出一个斜斜的菱形角，打在那张墨绿色的吸墨纸上，把吸墨纸的边角照得发黄发热。窗帘是深绿色的，和吸墨纸是同一种颜色，拉了一半，另一半捆在窗框侧边的铜质挂钩上。
窗台上搁着一只被用得发亮的黄铜烟灰缸，烟灰缸里的烟灰还没被清理干净，灰白色的烟灰里躺着三颗被捏灭的烟蒂。
看到王汉彰的身影，办公桌后面的那人站起身来。他的动作不紧不慢——不是老人的迟滞，而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有充分掌控力的人才会有的从容。他没有先开口，而是绕到了办公桌前面，朝王汉彰伸出了一只手。
“王，哈哈，詹姆士先生告诉我，这样称呼你就可以。”他一边说一边爽朗地笑了一声，那笑声和他从门后传出来的低沉嗓音不太一样，笑声是轻松的，没有那种压人的分量。
他的英文吐字清晰，语速不快，每个词的尾音都收得干净。“他可没少在信中提到你。说实话，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在詹姆士先生的口中听到他称赞谁，他不是那种愿意说人好话的性格。他说过的人，要么是‘可以打交道的人’，要么是‘别碰他的人’，要么就是沉默，那种英国式的沉默，他不说话的时候比说话更让人心里发毛。”
他把手又往前递了一点，等着王汉彰握上去。
“但他称赞了你。在信里，他说你是他在这片远东的殖民地上发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人，你知道，‘有意思’这个词从詹姆士先生嘴里说出来，可不是随便乱说的。哦，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你可以叫我弗兰克——弗兰克·纳尔逊。或者直接叫我纳尔逊先生。随你高兴。”
王汉彰接过了那只手。
在握住的那一瞬间，他终于看清了纳尔逊先生的面容。这个男人大概在五十岁上下，银灰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露出两个对称而方正的发角。深蓝色的眼珠嵌在略微凹陷的眼窝里，目光敏锐而沉稳，像是那种习惯于在最短时间内把人从头到脚扫描一遍的、只有老情报官才有的目光。他的嘴唇上留着一撇修剪得很整齐的八字胡，灰白相间，和头发同色。整个人站在那里，肩背挺直，肩膀宽厚，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拳击手。
更重要的是他的手，在握住的一瞬间，王汉彰能感觉出他虎口和食指根部的老茧。那茧不是握笔磨出来的，不是干活磨出来的，而是几十年反复握枪、拔枪、开枪之后在手的特定位置上形成的、硬而厚的角质层。
这种茧他太熟悉了——他自己手上也有。纳甘转轮手枪的枪柄在他虎口上磨出来的那块茧，比纳尔逊的要小，但位置几乎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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